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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感覺亞洲｜路徑02：身體之間（二）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身分與美學策略

林懷民的亞洲旅程

「找自己」的三度叩問 林懷民第一次的「流浪旅程」是在1972年，他完成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工作坊碩士學位後，回台灣之前的一趟歐洲之旅，在當時極度封閉與壓抑的台灣社會情境中，他到美國、到歐洲，據他自己的說法，是因為「國內的環境並不適合保存自我，如果出來有個原因的話，那就是出來找自己。」（註1）林懷民在1969年一封寫回台灣的信裡這樣說。歐洲流浪回來後的隔年，他創立了雲門舞集。流浪歐洲期間，在瑞士友人家中看到敦煌壁畫畫冊，燃起他尋找自身文化根源的渴望。（註2）數年後，敦煌飛天舞伎的形象被轉化入雲門早期經典《星宿》（1979）。 1978年，林懷民和雲門舞者們在新店溪畔搬石頭，尋找《薪傳》裡在台灣土地上勞動身體的力量與形象，剛過而立之年不久的他，對著攝影鏡頭這樣說：「我們到河邊勞動不是在排練，而是要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註3）《薪傳》之後，他帶著雲門展開地方與社區巡演，在操場和禮堂搭台為鄉里觀眾演出，緊接著1980到1981年間雲門展開3次的「藝術與生活」聯展，號召起同一世代的藝術工作者，將藝術帶入鄉鎮民間。那是1970年代外部國際政治情勢動盪，內部文化身分板塊變動，戰後嬰兒潮世代的文化人要為「藝術」在台灣社會尋找定位，同時要透過「藝術」為這片土地塑像的迫切年代。 1980年代後期，當時身兼雲門藝術總監和國立藝術學院（現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系主任的林懷民，展開另一次「找自己」的流浪旅程，這一次是到「陌生」的亞洲。從1986年開始，他數度造訪峇里島、爪哇、印度、中國，「在被灌輸了太多西方之後，認識鄰邦，進而認識自己。」（註4）繼歐美一流舞團的芭蕾與現代舞師資之後，1992年林懷民邀請來自爪哇日惹的印尼舞蹈研究學者Sal Murgiyanto和他的印尼傳統舞蹈家妻子Endan Murgiyanto長期任教藝術學院舞蹈系，直到2012年退休為止。 林懷民「流浪亞洲」期間，雲門宣布暫停（1988）又重新起步（1991），世界也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改變，台灣解嚴（1987）、中國天安門事件（1989）、柏林圍牆倒塌（1989）、蘇聯瓦解（1991）。同時，「全球化」的思維與力量正蓄勢待發，要以跨國企業資本與新自由主義價值觀重新形塑世界樣貌，1995年成立的隸屬聯合國系統的世界貿
特別企畫 Feature

感覺亞洲｜路徑02：身體之間（一）

感覺亞洲

亞洲，西方的製造，駁雜的地緣，反抗的痛史，理念的叢結。 可是宣稱「亞洲」，就足以走出一條非西方的自主路徑嗎？在台灣劇場的現代歷程，或許指向的更是對多重現代性的清算，在世界性的權力結構，以及混雜性的美學構成之中，篩出其間的殖性，以重認自己，再生產嶄新的動能。 故事難免從以前說起，總是關乎實踐與移動。接著下來，文化冷戰、海峽兩岸、南島、南向到新南向，亞洲及東方，這些彷彿約定俗成的詞語，架為層層密密的文藝網絡，大敘事從未消亡。但身體實踐作為劇場的本體，正可以是穿越迷霧的想像的飛行器，在大敘事覆蓋的系統之內，戳出一洞又一洞異質的孔隙。 感覺，定義之前的探索；亞洲，名詞之外的行動。
特別企畫 Feature

感覺亞洲｜路徑01：地緣（三）

平珩X孫平X黃雯

從相遇和關係開始，慢熬製作亞洲網絡（上）

為了打造可以持續發展創作的健全環境，無論民間的藝文組織或獨立製作人，都在機構跟政策之間試圖找到資源協作的可能。然而，還需要一套合適的工作方法，一顆積極熱誠的心，甚至是一場旅遊，一個成熟的製作才有機會發生。 在國際共製的情境下，不同的語言、文化背景和創作環境，又是更大的挑戰。同時，另外一些問題也會出現我們怎麼選擇合作對象？怎麼組織彼此的關係？甚至，在近年以「亞洲」為名的國際交流日益增加的場景中，更迫切的問題或許是：我們是誰？又怎麼被定義？ 對此，我們邀請遊走藝文團體與官方機構的製作人孫平擔任主持，與成立皇冠小劇場並在90年代發起「小亞細亞網絡」的舞蹈空間舞團藝術總監平珩、近年活躍於各項國際專案的獨立製作人黃雯同桌對談，回顧90年代至今持續變動的文化政策和生態環境，重省以「亞洲」為名的製作、交流的可能性與框架。
特別企畫 Feature

感覺亞洲｜路徑01：地緣（二）

劇場現代主義與文化冷戰

李曼瑰「再現歷史」的隱藏動能

在我們熟悉的台灣戲劇史敘事裡，李曼瑰往往是反共抗俄劇的同義詞，她一個人幾乎等同了黨國威權時代的戲劇文化。因此，她的劇本必然是改革前的老派話劇，服膺於反共抗俄的正邪二分套路，千篇一律，了無新意，除了歷史的考據價值，應該沒有美學的價值。但事實上，正如同鍾明德把小劇場運動的起點拉到她返台後所開始的計畫，李曼瑰在台灣戲劇美學的變遷上應占有轉折性的重要歷史位置，對我來說，這便是劇場現代主義美學的引入。 李曼瑰為了「新世界劇運」，開啟了系列歷史劇寫作，比如《漢宮春秋》（1956）與《大漢復興曲》（1957），一開始固然受到黨國意識形態的指導，但她在西遊之後，受到西方現代主義戲劇美學的洗禮，回國後積極推行小劇場運動，企圖在戲劇思想與形式實驗上突破，而因此出現了創作風格的微妙變化，而其中關於「歷史再現」的議題成為了其劇作實驗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