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趁著友人去印度訪友的機會，鍾適芳一同前往嚮往已久的印度，暫住在當地一位導演家。導演家常有友人聚會，其中一位看到華人臉孔，劈頭就問去過中國區了嗎？鍾適芳聽得好奇，隔天就叫了計程車，去到中國區，在裡頭的餐廳跟人聊天。一位當地人說：不要看這裡到處是又高又破爛的牆，牆的背後家家都不一樣，要去看牆的後面。這裡有很多故事，妳要回來，說我們的故事。
彼時，鍾適芳是「大大樹音樂圖像」的創辦人，曾為交工樂隊和林生祥發行數張專輯，每年舉行的「流浪之歌音樂節」引介主流眼界以外的各國樂手，是藝文界熟知的跨國界民謠音樂推手。但中國區的這位陌生人並不知道這些，只是對另一位有著相似臉孔的陌生人這麼說。
「我這個人有一個毛病，別人說什麼我都會很認真。我聽了就想：是嗎？我是真的對這些故事有興趣。」鍾適芳說。而這偶然的一句話，成為她從音樂跨足影像的起點。
印度之行兩年後，鍾適芳以印度華人的身分和移動為主題，完成了首次執導的紀錄片《邊界移動兩百年》，新的合作邀約接連而來。導演、策展、製作，鍾適芳名字後綴的身分愈來愈多，更在今年走進兩廳院實驗劇場，擔任《我們在此相遇：還在水裡》的藝術總監。乍看走上一條跨界的路，但在鍾適芳腦中所感受到的、想要創造的型態，其實一直是同樣的。
「影像跟音樂，對我來說是不可切割的，這兩個……對我來說不是兩個。文字、聲音、音樂、影像，它們都是一體的，我現在只是更擅長結合不同媒材，讓它們交錯敘事。」
回顧鍾適芳的活動歷程，確實早有跡象。大大樹從2001年開始舉辦的流浪之歌音樂節，在第一屆就規劃了紀錄片影展單元。2015年接下當代敘事影展的策展人，活動辦在客家音樂戲劇中心，鍾適芳看場地比電影院多了前台空間，年年配合主題做跨界展演，音樂、舞蹈、DJ live，各種形式的展演都曾上台與影片共演。2019年，鍾適芳受邀製作了《我們在此相遇》的前期展演，更充分地利用劇場空間，配合音樂和影像，去說一個完整的故事。
當代敘事影展和劇場的邀請都來自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經過幾年策展，鍾適芳對客家相關議題已有累積，寫腳本時不想局限於緬懷歷史，希望讓客家論述與當代、全球性的議題互相對話。最後切入的方向，是鍾適芳一直透過不同媒介關注的主題：人的遷徙與移動。
「我父親很早就過世，沒有和我聊過他的經歷，但我母親常常提到戰爭的經驗。她不是一個擅長語言的人，但當她講到逃離的時候，那種恐懼的情緒跟表述是很清楚的。我母親告別式那天，一位長輩從美國來，我才知道我父親是怎麼遷徙的。他們一輩子其實沒機會完整說出自己的故事，不是只有我家人，所有逃離家鄉的人總有一些缺口，是不願意去面對或揭開的。」
未曾親歷，卻又近如體膚的遷徙，一再將鍾適芳召喚到新的邊界，用自己的眼睛和身體，去認識被迫來到異地、不知未來可能再往何處去的人們。
說回2011年，從中國區回來的鍾適芳和印度導演討論拍片可能。導演想拍一部以中國區為背景的歌舞片，想請鍾適芳協助創作，但鍾適芳自認對印度華人的歷史和生活認識未深，提議先做一個以紀錄片為形式的深度田調。紀錄片計畫率先展開，結果歌舞片很快就因當地華人對非華人的戒心過重而結束，剩鍾適芳硬著頭皮邊摸邊做，一切從零開始，為的只是不透過任何人的眼光和成見、用自己的眼睛認識這個社群。鍾適芳說，自己也想過有沒有比較簡單的工作方式，只是終究沒能想到，「就像交朋友一樣，還是需要時間」。
《邊界移動兩百年》上映後得到不少回響，與觀眾的交流又帶來新的契機，《我們在此相遇》第2幕出現的僑批影像就是其中之一，鍾適芳也先在2015年的當代敘事影展策劃過僑批文件展。細細梳理鍾適芳的創作之路，路徑看似複雜交錯，其實都是自然生長的樣貌。產生這種創作方式的原點是對遷徙的關懷，使其可行的主幹是她簡單不了的交朋友方式，而近期新長的，是被世界各地戰火催熟的沉重悲觀。
「從2019到現在，我自己是很悲觀的。我的父母經歷過大戰，從小教育告訴我們，世界應該是往更好的方向去，但這些年來世界的變動、喧囂，我愈來愈看不到和平、看不到和緩的可能，從沒想過有生之年會看到戰爭離自己這麼近。」
在前期展演版的《我們在此相遇》，第3幕是以族群融合的和諧共演為主題；2024年《我們在此相遇：還在水裡》抽換原先的第3幕，短暫的生之歡慶戛然而止，重新出現在舞台的，是許多沒能抵達彼岸，至今仍在水裡的人們。鍾適芳和音樂總監Matthias討論這個作品要讓觀眾帶著什麼回去，最終答案不是好聽或好看，而是必要的沉重。
「沉重有時候是一個提醒：我們還苟且活在安逸之中，但真的不知道明天會是什麼。」
劇場創作初期也有質疑意見：為何不能只是回顧客家人的遷徙，還要把這段歷史和他處的難民結合？但在鍾適芳看來，不管是1949年以後或400年前，來到台灣的人都一度處於身分和未來都不確定的狀態，若再將尺度拉大，或許並沒有什麼人是原本就活在雙腳所站的土地上。人的被迫遷徙和離散一直都存在，只是現代的遷徙規模過於龐大，讓鍾適芳感覺有重新訴說這些的責任。
《我們在此相遇：還在水裡》的第一次總排練後，鍾適芳覺得生之歡慶後要有一個突然終止的效果，當場直說伊拉克出身、現居德國的吹管手Rageed是最接近有這種經驗的人，問他認為該如何表現。演出結束後，Rageed告訴鍾適芳，自己當初逃難的傷口彷彿又被揭開了一次，那些記憶卻也因此找到了出口。
幾近嚴厲的真誠交流，震盪出的不只是一次創作，在劇裡劇外都留下綿長的殘響，與鍾適芳的下一次創作幽幽共鳴。生而為人，那些過於理所當然，甚至經常被誤解為脆弱、蒙昧的真誠與善，也有展現強壯的方式。強壯的純粹相互碰撞所能產生的力量，那就是鍾適芳一路走來，被稱之為創作的、與人真心交流的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