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乐团很可能是乐手编制规模最大，平均水平最高的中乐团。今年，它刚度过十五年来最漫长的一个乐季。
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四日在第二届亚洲艺术节举行成立首场音乐会，展开第一个乐季的香港中乐团是市政局直接管辖的艺团组织，每年乐季之终始也就配合财政年度，从每年四月到翌年三月底举行，迄今已经十五届。
不过，香港中乐团的历史可追溯至一九七二年。当时为庆祝香港大会堂启用十周年，由琵琶演奏家吕培原领导，卢家炽出任团长，组成十五人之中乐队举行志庆音乐会。其后市政局继续赞助该团演出，乐手增至三十人，王震东亦继吕培原移民之后出任指挥，并根据社团条例注册，定名为香港中乐团，到七五年乐手增至四十六人。王震东之后，先后由陈能济、郭迪扬、于粦担任过指挥。
吴大江为乐团打基础
一九七七年四月，市政局通过香港中乐团职业化计划，并自新加坡将吴大江请回来担此重任，出任音乐总监。香港中乐团的英文名字亦由The Hong Kong Chinese Music Orchestra，改为现时的Hong Kong Chinese Orchestra，自此香港组成了直到目前仍是唯一的职业中乐团体。
吴大江于一九八五年五月约满离职，音乐总监职位空悬了近一年，才邀得关迺忠于八六年三月继任第二任音乐总监，关迺忠做了四年，于九○年三月约满，改任首席指挥，音乐总监一职，悬空至今。
在吴大江任内，于陈能济、张永寿等人的协助下，曾策划一系列专业训练，供不同门派、背景的乐师，在演奏技巧上统一，提高乐师之理论修养，专业乐团意识，及职业道德，且大力鼓励作曲家为中乐团创作大型中乐作品，将现代作品技巧引入，借以扩展乐团的表现力和曲目风格、内容，提升乐师的演奏水平。
在吴大江掌舵期间，乐团更创立了委约作曲制度，广泛地委请香港、大陆、台湾及海外华裔作曲家，甚至欧、美等地的外国作曲家为乐团创作新曲，此一制度维持至今，委约创作和委约编曲的作品，早已超过千首之数，成为中乐团发展过程中，所获得一重大成果。
在吴大江任内，还实现了将乐团地位提高，并带到国际乐坛的梦想，于八二至八四年间，乐团先后在吴大江指挥下，访问澳洲、日本和南韩。
关迺忠四年灌四唱片
关迺忠任内的四年，采用「平衡」策略，不论是古典与前卫，严肃与通俗，娱乐性与教育性，均力求兼容并蓄，不仅将乐团带到可容万人的红磡体育馆去举办大型普及音乐会，还不惜将乐团乐器之排位作了极大改动，以寻求更佳音响的可行性。
在关迺忠的带领下，香港中乐团自八七年三日至八九年九月间，先后灌录了《梁祝／拉萨行》，《十面埋伏／春江花月夜》，《穆桂英挂帅》及《香港中乐团专辑》四张唱片，同时，香港中乐团并先后应邀到北京（八七年五月）、台湾（八八年五月）和东京（九○年三月）演出。
乐团目前的编制分为四个乐组──弓弦、弹拨、吹管及敲击，采用传统及新改革的各种乐器，低音部分采用的是改良的革胡及低音革胡，而非西洋乐器的低音大提琴，成立之初，全职乐师五十人，兼职廿五人，第四乐季开始设立四个声部组长，全职乐师亦增至七十人，到八六／八七乐季，编制已扩展为全部全职乐师八十五人。现职八十五人中，还包括一位团长兼助理指挥，十五位首席乐师，七位助理首席乐师。
香港中乐团在最近一个乐季中，共演出了一一七场，包括定期音乐会，在各社区举行的外展节目，和免费为学校举行的音乐会，吸引听众超过十万名。
困扰问题不少待解决
香港中乐团十五年来虽然成绩辉煌，但亦备受困扰，在乐团发展路线方向上，一直有「交响化」在学术性及实践性上的争论，乐团管理行政阶层和乐师间的关系，亦存在一定矛盾，加上乐师内部亦存在一些派性和权力争执，乐师普遍士气不足。
此外，香港中乐团一直是市政局此一庞大官僚架构下的组织，经费亦全由市政局资助，中乐团应从市政局架构独立出来发展的争论，亦迟迟无法落实。
另一方面，近些年来，乐团的上座率波动极大，票房成为乐团最大压力的来源。今年五月，在迟迟未能觅得音乐总监的情况下，有关方面宣布采用「三头马车」制度，聘请上海指挥夏飞云任驻团指挥，陈燮阳任首席客座指挥，并升任黄安源为助理指挥，此一委任，更引起外间对夏飞云、黄安源指挥、管理乐团、及安排节目能力的强烈质疑，风波不少。
各种风风雨雨中，今年九二至九三乐季亦延迟于九月才开始，上一乐季也就延长了半年，成为十五年来最长的一个乐季，不过，如果种种问题仍不解决，继续积聚下去，未来的乐季对于中乐团某些人士来说，仍然会是漫长的一年。
特约报导｜夏汉华
香港中乐团十五年来虽然成绩辉煌，但在乐团发展方向上，一直有「交响化」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