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莎氏于一五六四年出生在爱珲河旁的史特拉福小镇。此镇在伦敦西北约一百公里之处，为要道交会之点，山丘多林，以畜牧为主。因为莎氏父亲曾任镇上的安全官，莎氏得以进入当地的学校读书。但不久父亲经商失败，为了躱债，连教堂都不敢上，莎氏只好辍学。十八岁时，他和邻村比他年长八岁的Anne结婚，婚后半年即得一女，次年又添一男一女，此后数年，有关莎氏的纪录几乎完全空白，但不难想像新家食指浩繁，父家无可依靠，自己又身无长技，莎氏必定经历了一段艰辛的岁月。很可能，他这时已离家到伦敦谋生，因为在一五九二年，他已经成为伦敦颇有知名度的剧作家兼演员。

得专业剧场风气之先

伦敦那时处于一个充满希望却又满富挑战的时代。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在王位争夺死亡枕藉之余，以囚徒孼女之身登基，内而平息了由教会分裂所产生的种种危机，外而击溃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一五八八），为以后海外的通商殖民奠定了基础。莎氏在他最后的，也就是第三十八个剧本《亨利八世》中，缅怀女王的仁政遗泽，对她备致爱慕景仰之意。

女王登基后的次年（一五五九），即禁止戏剧演出涉及宗教及政治的题材。十世纪以来，由天主教会支持主导的宗教戏剧因而萎缩衰微。在另一方面，世俗性的剧本，只要先取得准演执照，即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在这种双管齐下的政策下，传统中业余性或半职业性的剧团纷纷蜕变为职业性的剧团，专供演出的剧场也应运而生。莎氏得风气之先，为「剧场」（Theatre）写作了他的处女作《亨利六世》（一五九○－九一）；迳称「剧场」而未冠其他名字，正因为它当时尙独一无二。

这位中学尙未毕业的年轻人（二十六岁），如何学得写剧本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为什么选择他的题材却不难揣摩。一五八八年的胜利，增加了英国人民的自信，也激发起全民对王室的忠诚，王室因势利导，也愿意广为传播有利于己的历史，而且战争方罢，伦敦正充满了散兵游勇，他们需要娱乐，也有能力支付费用。于是，莎氏写出了当政女王祖先的故事《亨利六世》。

那时伦敦的人口约二十万，剧场有时五、六个，有时一、两个，视营业情形而定，每个剧场的剧码一天一换，所以剧场的需求量极大。莎氏加入的剧团，名称历经三变，最后更名为「国王剧团」，其声誉之隆，地位之高，亦可见一斑。这个剧团拥有好几个名重一时的演员，他为他们写作，自然相得益彰。当时剧团多采行股份制，资本家及团中著名演员及编剧，可以投资入股，按股分红，所获约为中小学教师的双倍。莎氏剧团的艺术及管理俱臻上乘，其股东所得也远比一般丰厚，莎氏因此能够不断在故鄕买房买地。从今天史特拉福镇所保留的「新居」看来，莎氏中年未尽，已为当地首富之一。他还为父亲捐得可以世袭的绅士爵位，也为自己及家人取得故鄕「三一」教堂之内最佳的埋葬之所。被誉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年少时也曾与比他年长的一个女仆人苟合，糊里糊涂做了爸爸，终身引为罪恶，加以剧本引起众怒，于是怀著愤恨远离故鄕，漂泊直至暮年。莎氏不同，他一直眷念故鄕和那里的亲人。

从现代戏剧看莎剧的特色与成就

莎氏中年以后即逐渐从剧场退隐家园，他在伦敦大约工作生活了二十年，平均一年写两个剧本。

除了以英国王室为题材的「历史剧」之外，其余剧本分属「喜剧」及「悲剧」两类。其中的剧本，都取材于既有的神话、传说、故事，乃至其它剧本。有时一剧之中，兼取数种来源，然后融为一体。在改编之时，莎氏习惯于从故事的早期开始，经过一些起承转合才进入高潮和尾声。也正因为如此，莎氏每个剧本中的角色动辄二、三十个以上，深合当时观众的口味。莎氏受到中世纪以来宗教剧的影响，每剧分为五幕，每幕又各有数场，场次之间的时空可以自由转移，情感也可以自由变化。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他的喜剧有的被称为「黑色」喜剧，因为无论是题材、人物以及莎氏处理的态度，都非常庄严凝重，与一般的喜剧大不相同。它们不像希腊的悲剧与喜剧，故事多从高潮处著手，人物也大半不出数人，各剧之中的场次很少变化，感情态度或者庄严凝重，或者轻松嘲讽，但一经选定，就很少互相转化。以上这两种类型希腊戏剧被称为「古典」的典范，莎氏的戏剧则被后代尊为「浪漫主义」的前奏也是巅峰。两者都是西方戏剧最高的成就。

这种成就，只有欧美的现代戏剧才可能望其项背，而透过现代戏剧，也更能说明莎剧的特色与成就。在十九世纪末叶，工业革命固已为欧美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但也形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学术上，进化论、唯物论、相对论，以及以潜意识为主的心理学相继出现。与之相呼应的戏剧，由易卜生、史顿柏格倡始，也跟著风起云涌，百家争鸣。在风格上诡谲千万；在情感上为充满愤怒的狂嚣或痛苦的呻吟；在人物上，则多是离家出走的妻子，玩火焚身的少女，追寻鲸油的船长，或是一昧咀咒物质文明的知识份子。简而言之，对社会不满，对家庭不满，甚至扩充为对生命不满，充份显示出世纪末症候群的现象。

部份莎剧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而且罕有出其右者。没有剧本比他的Troilus and Cressida更咀咒战争与虚伪的爱情，没有什么剧本对半下流社会的刻画超过Boar Head Tavern，没有什么剧本比克瑞拉蕾诺斯更能呈现政治斗争的卑鄙，以及群众的多变与盲从。但是莎氏绝未陷溺在这些「世纪末」的泥沼，他能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

不是天才而是常人，不是英国人而是埔里郎

有关莎氏的评论之多不是汗牛充栋所能形容。即使对一个剧本的评论，不仅有人已把各种重要的论文名目汇集成为「索引」，而且「索引」既多之后，又有「索引的索引」，也被汇成专书。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些评论，大都随时代风气与批评潮流而转移。近二十年来批评理论变化多端，即使翻阅索引都力不从心，我因此深深感到「不如归去」──把莎氏的剧本多温习温习，反而能有自己的心得，以及更难得的那种读书的乐趣。如果要我作见证的话，我愿意说，莎剧中的哲思、意景与情感，和我个人的这些层面是一种相互提引的关系：剧中的感情会随我的感情而变化，剧中的境界会随我对生命的体会而提升。反过来说，有些书或是剧本，初读时觉得不错，过了一阵就会觉得不过如此。到现在为止，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莎剧从来没有令我感到失望。

我曾在莎翁的故鄕住过一年，但没有找到他所以伟大的任何痕迹。他的旧居是上下两层的楼房，并不见什么宽敞，环屋小花点缀，和左邻右舍并无两样。他的学校和教室，以及老师和学生座位的安排，看起来和我们国中的情形大同小异。他和安密期幽会的小径丛林，也不过是小径丛林，除了当年的丛林一定比较茂密，夏虫冬雪相对比较繁多而已。这几年来，经过时间的沉淀，有的想法、看法也逐渐转移。说也荒谬，我常常觉得莎士比亚不是天才而是常人，不是英国人，而是中国人，他的故鄕不是史特拉福镇，而是在离开台北一百公里的中部，譬如说南投县的埔里镇。

莎士比亚就是一位埔里郞。他十八、九岁就糊里糊涂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故鄕难以糊口，就只好到台北打拚，混进了演艺的圈子。这个新兴事业风险重重，投资者往往倾家荡产，演员更是穷困潦倒者居多，好多人酗酒，好多人负债入狱。职业远景黯淡不说，同行相嫉也是天下皆然。尤其是那些自命「大学菁英」的剧作家，更是蔑视他，嫉妬他。然而这位埔里郞忍辱负重，不断充实自己，年年写作新剧，因为他知道剧本才是他最硬的文凭，财产才能给他最低限度的安全感。就这样，他完成了三十八部作品，同时成为埔里的首富。就这样，这位方脸隆鼻的埔里郞比「桂冠诗人」更爱国，比「鄕土作家」更关怀家园。来自他在大都市龙蛇杂处的阅历与体验，使他比「世纪末」的作家更能道出生命的苍白，人心的险诈，以及暴政的可憎。可是在另一方面，来自农村子弟的淳厚使他自愿挑起仰事俯蓄的责任，买地置产订墓，作养生送死的准备。他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一人孤立于天地之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是现代存在主义和荒谬剧场的境界；他看到的是父母、妻儿子女、教会、国家、全人类。这使他在价値取舍之际，能看破红尘，却又能拥抱众生，能在工业革命以前就进入「后现代」而超越后现代。他的朋友班．强生说得对：他不属于一时一世，他驰骋千古。

文字｜胡耀恒 戏剧博士，国家两厅院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