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虚实」转移的微妙

古代政治权力表演化的歌舞，与部落社会的祭典歌舞一样强调英雄神话，现实世界的王权与虚构情境中的神权具有相互辩证虚／实移位的关系。舞台上的英雄是由演员扮演，当然不具其英雄的能力，但通过舞台上的音乐、歌唱、舞蹈、说白、表演等五种技艺的表现媒体之结合而成的催情激素，原本神话的原型就是从好奇心所产生的，英雄崇拜就成为宗教观念形成的轨迹。而舞台上的英雄权力往往是为了符合共同体的利益，却非个人的；我们从台湾戒严时期做为国家祭典的重要演出的各军种艺工队竞赛节目中，以歌舞来呈现国家最高领袖的丰功伟业，即可以检视出不少实例。

中共为庆祝国庆十五周年而演出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了「歌颂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也充份利用了五种技艺渲染舞台英雄从现实英雄辩证过来的能力；中共文化部艺术局出版的《舞蹈舞剧创作经验文集》，书中有一篇题为〈谈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文章即提到：「这部史诗中有〈八月桂花遍地开〉、〈百万农奴站起来〉式的载歌载舞；有〈游击战〉、〈保卫黄河〉式的完全根据歌曲来编的舞蹈；有〈盎碗舞〉、〈情深谊长〉式的用独唱来伴舞的形式；有〈遵义会议的光芒〉式的把舞蹈、朗诵、歌曲和舞台美术结合起来的新形式等等。由于它们比较完满的表现了内容，都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即将于三月来台演出的「俄罗斯红军乐团」，亦为一例。这个表演团体类似台湾的军中艺工队，是由俄罗斯军人所组成的一个集合唱团、仪队、乐团与民族舞团等二百人的大型演出。苏俄十月革命前的音乐基调因在黑暗势力的迫害下，尤其反映在民歌上显得强度的压抑性，而革命后的歌舞却是热情奔放的，高亢的歌声配合著整齐划一的仪队分列式，虽然场面壮观，却也强调了社会主义从悲愤到扬眉吐气的革命过程，歌舞在这里已成为历史记忆中最鲜艳的图像。

「游戏」共有的幻想

在国家权力拟人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表演化是推销「国家理念」的有效媒体，不管在国庆日或五一劳动节等重大国家祭典，从最高领袖到每一位国民形成国家建设的连带体，都能够平等地共享国家权力；各种现代化兵力及兵器在表演化的行列中出现时，总会引起连带体在视觉上的愉悦感而鼓掌致意，革命事业领导人所指示的反帝或反霸这种抽象槪念的政治教义，就如此通过剧场化而得以实体化。在中国大陆，歌舞表演被政治权力的垄断，更是可以使革命的神秘性再生产成为对革命永恒性的幻想，而使歌舞剧的表演终成为最多纯粹性的政治剧场。一九八二年，邓小平谈到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指出「这种史诗式的大型歌舞，是很好的形象化的党史教材，我们还要搞这样的大歌舞」（《文艺问题论集》／周巍峙／中国文联出版／一九八四、北京），政治的实践只有持续不断地通过在日常化出现的表演中才能成立。

包括台湾的例子，许多国家节庆或政令都必须通过大型综艺晚会来达到宣导之目的。因此，歌舞在政治上所承担的任务，不可谓不大；台湾在六〇年代不只派遣农耕队，并且派出了陆军艺工队到非洲进行「文化交流」。中共于文革之前成立的「东方歌舞团」及「上海歌舞团」，也是以综艺性的歌舞取代了严肃的政治宣导，然而，国家依然在「歌舞」之中建构了它的「升平」意象。

政治的权力只有在意象中恒常化地形塑出图像，才能实现权力的支配，而意象的生产又只有通过祭典化演出，不单单可以引起在游戏中还原到幻想的作用，更是使生产体制下所建构的各种社会关系，在政治的要求、政治的命令并不能与现实合成，然而以歌舞演出化的意象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代偿机能，较强制手段的效果来得更为强大有力。

文字｜王墨林 身体气象馆戏剧坊主持人，文化评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