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凡尼亚舅舅）》在艺术学院演出后，我在民生报的一篇短评引起我的朋友何一梵在九月号《表演艺术》写了一篇〈让剧场中的理想复活〉，提出对于剧评写作方式的异议。文中涉及一些长久存在表演界的迷思，让我觉得尙有必要再度切入此一话题。
我和何一梵都曾在不同岗位附和、鼓吹过钟明德提倡的「报导先于批评」的理念。然而，台湾观众的困扰却常是，一场演出往往造势极大、报导甚多，演出后却听不到批评，或只见不痛不痒的批评。原因之一是艺文圈太小，写评的人和演出者具有合作、利害，或师承的复杂关系，难以摆脱人情牵制，写起评来也只好避重就轻，隐恶扬善。造成局内人对剧评嗤之以鼻，局外人以为形势一片大好，演出者则不免陶醉于媒体谀扬，不知自省。
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写剧评的人不过是把自己的感知好恶诚实地传达出来，他可能和其他观众不同的，只是用了一点工夫去组织。剧评对其他看过戏的观众，提供了一些参考的观点；对于没看过戏的读者，则是在先前的累牍宣传、报导后，提供片面的平衡。这是对话的基础。
对于我的剧评「毫不客气地将《复》剧缺点指陈出来」，何文认为「对于看过戏的观众来说，这些问题不用剧评提醒大家都能一目了然」。这就好像是，当裸体的国王威仪赫赫在街上游行时，你责备身边的小孩说：「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国王没穿衣服，你还大声嚷嚷干什么？」
而要求避免「主观外推」的评论文字，也是一种神话。这是一种美好的想像，却从不可能实现。连影象的纪录、历史的撰写，都必然是主观的，那么，就算一篇根据这种方法或那种资料而作的评述，即使具备了科学或史学的严谨外貌，又如何能超然于「主观」之上？
请折断这支箭吧！
我十分同意何文所说，文字能为剧场所做到最好的事情，乃是「对创作者的视野加以捕捉、扩展、深化，探讨、记录一个演出制作过程中发生的点滴」。然而即使在台湾这样贫瘠的表演环境，仍然每周都有新作上演，这种工作只能择其具有积极意义者而行之。好的作品可以启发后人做得更好，拙劣的作品则永远不能。就像你透彻分析一篇校刊文章的一百个失误，也无法启发读者变成海明威。何文又揣测，「《复》剧的许多问题编导不可能看不出来，但究竟是什么无法克服的困难致使演出走调，相信是每一个剧场工作者更有兴趣知道的『教训』。」果真如此，相信也只有编导有能力吿诉我们，而不是剧评人。
我们都知道，艺术的策略与概念，并不等于成果，其间的差距，可能大得惊人。一出戏的成就，不止是「光秃秃的概念」，还有调度、节奏、意象、表演等等与演出质感紧密关联的掌控。创作群透过演出向观众发言，观众如不照实反应，则造成对话的中断。当然，诚实绝不代表真知灼见，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对我而言，剧本从来未死，每次重演都应该有其创造性的解读诠释，这是一个导演最起码的责任。
因此对于钟明德以一种模拟来的形式演出《凡尼亚舅舅》的企图，我并不像何一梵那样「怦然心动」。然而我仍颇为敬佩钟老师以评论者投入创作的热情。基于我自己导演的新戏也要接连推出，我渴望听到更多诚实而主观的直接回应，于是就更容易鼓勇表达自己的意见，也算是抛砖引玉吧。
谨覆何君，以及仍然读剧评的读者。
文字｜鸿鸿 诗人、剧场导演、剧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