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常说：「一个歌唱家要是不能在歌剧、神剧、艺术歌三方面都有所成的话，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歌唱家。但你不必唱得跟这个人或那个人一样，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本质、你自己的方式。」每一样东西都有一定的时间，你必须轻轻地掌握，轻轻地松手。这正是我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停止职业演唱，这就是慢慢、轻轻地松手。
金庆云(以下简称金)：您的母亲是您最重要的老师。您在家里是不是有规律的上课？可否描述一下你们上课的情形。这和一般的声乐训练有什么不同？
路德薇希(以下简称路)：我们上课的情况很普通，不同的是我们都生活在一起，所以我们一直不停地上课。我们随时可以讨论技巧问题，即使我一个人练唱的时候，我的母亲也会在隔壁随时纠正；所以这是一个每天不断的训练。我的母亲对我唱的东西都了如指掌，她传给我的也是她毕生的经验。主要的课程当然也是技巧训练，我常说，这是歌唱的两条腿。
传奇性音高训练
金：除了「每半年提高半音」这传奇性招展音高训练之外，您的呼吸悠长，音乐均匀也是独一无二的。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吗？
路：呼吸和声音的均匀，（笑）这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秘密。呼吸当然是可以锻炼的，一切都是可以锻炼的。但这也是一种天赋，一种在歌唱时恰当运用技巧的天赋。
金：您几乎唱遍所有的次女高音的角色，在这方面您还有什么没有实现的愿望吗？（例如《先知》Le Prophete 里的 Fides）
路：《先知》不能算是很适合我的角色，而且我不喜欢这一类的「歌剧」。特别的地方是，我唱了许多女高音的角色，而我只是个次女高音。
金：那一个角色是您在声音上和性格上最能认同的？
路：我最能认同的角色，应该是《玫瑰骑士》里的马雪琳。第一幕很像是在唱舒伯特的艺术歌，而在其他部份，歌词则显得非常重要。霍夫曼史达尔所写的歌词，对一个迈入迟暮的女人，确实是太美了。用马雪琳的话来说，每一样东西都有一定的时间，你必须轻轻地掌握，轻轻地松手。这正是我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停止职业演唱，这就是慢慢、轻轻地松手。
金：在六〇年代，您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重戏剧性角色。对您而言，是不是唱这些角色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是什么让伊索德这个角色如此吸引您，使您曾经说过宁愿为此缩短演唱生涯？
路：伊索德是我渴望演唱的一个角色，她是一个爱恨交织的人物。但是纯就声音来说，这个角色并不适合我；这需要一个强韧的声带，而我的声带太细、太弱。这是一个生理的条件，只有医生能够说得淸楚。
金：除了在歌剧上的成功外，您也是最重要的艺术歌诠释者。请您谈谈歌剧、神剧（例如巴哈的《马太受难曲》），和艺术歌对您的意义。
路：我从十七八岁就开始唱艺术歌，你不能说到了五十岁，因为不能唱歌剧了，才开始唱艺术歌。当然有某些歌剧演唱者也唱艺术歌，但这算不上是艺术歌演唱者。我的母亲常说，一个歌唱家要是不能在歌剧、神剧、艺术歌三方面都有所成的话，算不上是一个完整的歌唱家。我每年都要唱一场耶稣受难曲，特别是《马太受难曲》，尤其在以前我的宗教信仰更虔诚的时候，每一年复活节唱受难曲对我有特别的意义。
金：您可能不算是「声音最大」的歌唱家，您如何做到让自己的声乐如此和谐地融入管弦乐里，却不被它掩盖？
路：我从卡拉扬那里学到一个歌者要让自己的声音和管弦乐融合，管弦乐也要让自己的声音与歌者的声音融合。卡拉扬常对乐团说，你们要听歌者的声音；也对我们说，你们要听管弦乐团的声音。而我有幸最常合作的乐团就是维也纳爱乐或柏林交响乐团，他们的音响优美极了，当然我也要尽量配合他们。
马勒作品最佳诠释者
金：许多管弦乐伴奏的歌，特别是马勒的作品，除您之外几乎不做第二人想。管弦乐伴奏和钢琴伴奏对您而言有什么不同？
路：管弦乐团伴奏与钢琴伴奏当然有很大不同，管弦乐团伴奏的时候，要慢得多。很多马勒的歌都有两种伴奏的版本，提琴的声音是连续的，而钢琴的声音是不连续的。所以在钢琴伴奏的时候，演唱的速度必须提高。
金：毫无疑问的，您是一位最伟大的马勒演唱者。您跟许多伟大指挥家合作过《大地之歌》，您自己认为早期和晚期的诠释有什么不同？
路：第一次《大地之歌》的录音是克连培勒(Otto Klemperer)指挥的，大约是一九六一年的时候。当时我根本不怎么了解其中意义，只觉得马勒的音乐很美，但不怎么了解它，也没有很深入地硏究它，包括音乐。可是很多人说，这是我的四五种录音里最好的一种，（笑）因为我完全是凭直觉法唱。我以直觉去捕捉歌词和音乐的内涵，并没有怎样理性地去分析它。我跟很多指挥家合作过这首曲子，包括伯恩斯坦；他让我发掘了这个曲子潜藏的意义。但我并不确定听众是不是能从唱片上感觉得到，我自己觉得这是我最好的诠释。
金：除了早期的录音（1959年）似乎您已经多年没有在演唱会上演唱过舒曼的《女人的爱情与生命》。为什么宁舍这样一个次女中音的经典作品，反而致力于《冬旅》的演唱？
路：《女人的爱情与生命》我的确唱得很少。夏米索的歌词是有点过时了，一定要一个很年轻的女人来唱才行；而《冬旅》是一个哲学性的作品，是一个寻找解脱的灵魂，是不关是男人或女人的事情。这几乎像是东方的思想方式：寻找安宁和解脱，却求之不可得。最后一首歌〈摇琴人〉常常被解释为〈死神〉，我认为这不是一种解脱，我总把摇琴人想成那永远旋转不停的生命之轮，我觉得这是所有作品中最美的。
金：您曾经说过，比以前更有「计算」的歌唱。可是我们听起来您似乎毫不费劲，轻松自然，好像您已经完全忘记了技巧，我觉得您是我们道家「无为」思想的典范，您自己觉得呢？
路：当然我并没有忘记我的技巧，可是我们必须表演得让听众觉得唱歌是很简单的事情。我母亲曾经说过：「要是人家看得出来你很吃力，就表示你下的功夫还不够。」我们要看起来好像张口就唱。当然技巧是一切的基础，可是我们要让技巧融到血液里去，然后随著本能自由地发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独唱会之前从来不跟伴奏把整个节目准备一次，我要的是在演唱的时候完全是自发的。正像你说的，中国人的所谓「无为」，我要让「它」来唱，好像不是我自己在唱，而是我让「它」透过我来唱。这个「它」你可以说成是「道」或者说是别的什么，这是我们所不能描述的也不必去描述的东西。
金：那个作曲家，对您最重要？
路：这很难回答，我想巴哈是最重要的作曲家，虽然我在近几年很少唱巴哈。我以前也不是「最好的那一个」巴哈歌手。我常唱受难曲，但基本上我不是一个巴洛克歌手，而是浪漫歌手。巴哈以外，就艺术歌而言，我非常喜欢沃尔夫。如果要我挑出单独一首歌来说，那就是《安那克庸墓前》Anakreons Grab, 这是歌德的诗，这可能是如果我不再歌唱的话，最让我惋惜的一首歌。沃尔夫的歌，整体来说，很适合现代人的感觉，而音乐又做得那么好，对我来讲，他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要唱歌？因为我的声音好听。
金：为什么您要唱歌？
路：为什么我要唱歌？这很简单，因为我的声音好听。在学校里，同学们就常常嚷嚷「克丽斯塔会唱歌！」我继承了我父母的好嗓子，他们两个都是歌手。我的声音是的确很好，这是老实话，是一种天赋。这可能跟我的体格、我的脸部构造有关系。声音是天生的，可以再修饰它，我像把钻石磨光一样，这就是我尝试做的工作。
在战后我开始职业演唱，因为这是最快的赚钱的方法，我们在战争中丧失了一切，连一把餐刀、一只汤匙、一把椅子都没有。我的父母年纪大了，无法重新开始另一种生活，而我必须赚钱养家。我到歌剧院唱歌以前，我们在美国占领区里，我就在美国军人的赌场里唱美国歌，赚来了第一条香烟，再拿这个香烟去换牛油。这是很艰苦的时期。当然，我既然有声音，我怎么不唱？
金：有一张照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诺玛》（1960年）唱片录音的时候，在录音室里，卡拉丝非常优雅的穿著高跟鞋，而您打著赤脚，这是不是很能代表你们二个人的性格？请您谈谈和卡拉丝合作的经验。
路：我之认识卡拉丝，也只是因为《诺玛》的录音。她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者，很简单、很专业。她守时得不得了，总是录音前十分钟就到了。对我非常友善，我对贝里尼的风格不是很了解，她吿诉我：「你跟着我唱就行了。」她非常地敬业，对录音总是不满意，没完没了地一再重复，直到她觉得可以为止。
金：舒瓦兹可芙和李奇对您有很大的影响。请您谈一谈。
路：舒瓦兹可芙和我在萨尔兹堡音乐节一起唱莫札特的《费加洛婚礼》。她唱伯爵夫人，我唱克鲁宾诺。她对她的丈夫李奇说，如果要做《玫瑰骑士》的录音，一定要我唱欧大维；李奇让我试唱后就用了我，就这样开始了。（笑）后来李奇也为我制作了第一张艺术歌曲唱片。我的第一张艺术歌唱片，制录一首歌就花了三个小时。我跟他学到的太多了，在我刚开始唱艺术歌的时候，非常崇拜舒瓦兹可芙和席芙丽德（Irmgard Seefriad），席芙丽德唱歌力求自然，而舒瓦兹可芙则是艺术化、人工化的。我是她们两极端之间的一个中间人物，我又想学席芙丽德，又想学舒瓦兹可芙，一直到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后来我又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发觉到如何让「它」来唱。
金：您理想的伴奏是怎么样的？
路：伴奏不仅是钢琴边的伙伴，他必须有和你一样的「音乐波长」，要伴着你的旅行，必须是好朋友。我的第一位伴奏是维尔巴（Erik Werba），他也是我儿子的教父，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现在是史潘瑟（Charles Spencer），我们合作也超过十二年了，他不只是一个非常好的钢琴家，也是一个非常有感觉的人，能够体会独唱会的气氛和我声音的可能性。他可以在钢琴上找到适合我声音的音响，他也是旅行时的一个好伙伴，容易相处，乐于助人，这是很重要的。
塑造、保存自我型式
金：您曾有过偶像吗？
路：你知道，有偶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从唱片中早期歌手的录音里学到很多东西，但他们不见得和我的音域相同；当然也学到很多应该避免的地方。（笑）在表现力方面，卡拉丝可以说是我的偶像，可是我不见得希望像她那样的生活，因为她是首席大明星，那种生活是很辛苦的。当你年轻的时候，你会有偶像，希望能够跟他一样；可是你必须去塑造自己，变成你可能变成的，并保持你自己。我的母亲曾说，你不必唱得跟这个人或那个人一样，你必须找到你自己的本质、你自己的方式。这也是我一直尝试去做的。
金：听众对您重要吗？您曾经有过在非常「陌生」的听众前演唱的经验吗？
路：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在对古典音乐比较熟悉的大城市，例如东京、纽约、柏林、维也纳、巴黎，唱艺术歌当然是非常好的。那里的听众有这方面的素养，能够了解；即使他们不会德文，他们也能够接受德文艺术歌。如果我到一个比较陌生的、不懂德文，或是对德文艺术歌的修养比较缺乏的国家，例如义大利，那就比较困难了。义大利的米兰、土灵，及罗马有德文的听众，但在其它城市的听众就不是很能了解艺术歌，我就得多加一点动作表情，可这也没太大帮助。听众是非常重要的，对很「异国」的听众唱艺术歌，其实我还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台北。（注）
金：谈谈对您有过比较大影响的批评，您对乐评的看法如何？
路：是的，曾经有一个批评对我影响很大。（笑）这跟那个最让我头痛的《费黛里奥》有关，我唱这个角色总是很紧张，因为对我来说是太高了，我到底是一个次女高音。有一个乐评家对我的萨尔兹堡音乐节的演出写了一句话，「我们希望路德薇希和我们能够有一个比较安祥的晚上。」这个乐评家察觉到了我是多么的紧张，因为我的紧张害得听众也紧张起来了。我读了这个就想，（笑）他说得不错，后来我就不唱《费黛里奥》了。除此之外，我一般都知道自己唱得好坏。批评好，我就高兴，批评不好，我就生气。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多数情况下，我知道自己的长短。
金：您来自一个父母都是歌唱家的家庭。是不是您早就一心一意只想成为歌唱家？您想过从事其他的工作吗？
路：不，从来没有想过。对我来说，唱歌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我有很好的声音。我曾经爱上我的化学老师，所以一心想学化学。（笑）谢天谢地这没有成为事实。
维也纳歌剧院──开始与结束
金：除了音乐之外您对文学或其他艺术形式，有比较强烈的倾向吗？
路：您谈到艺术形式和文学。你看，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我就不太懂。正好跟我的丈夫相反，德贝尔他是法国喜剧院的演员，他喜爱文学，是因为文学的形式；而我读书，只是为了读书的内容。我对哲学，其实是物理和哲学相交的地方，特别感兴趣，我喜欢的是超现实与现实之间的问题，这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我喜欢绘画，绘画也好，音乐也好，我最喜欢的是突破；从一个风格到另一个风格的突破状态，如从浪漫主义到现代。
金：今年十二月十四日您要在维也纳歌剧院演唱理查．史特劳斯《伊雷克特拉》Elektra中Klytämnestra一角，为什么选唱这个歌剧作为您演唱生涯的休止符？
路：这很简单。因为Klytämnestra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角色。而且年纪大了，我没有太多选择。大多数歌剧的角色都比较年轻，或者唱起来太费劲，而且得找到歌剧院现有的戏码，《伊雷克特拉》是目前唯一我可以唱的。和希特加尔一起唱。对这事我也很兴奋。我是从维也纳开始的，那是五〇年代的事，是我国际事业的起点，我觉得能够在维也纳结束也是一件好事。
金：您温暖而充满人性的声音，及您的自然从容，可以说是达到了我们中国人所追求「天人合一」的最高艺术境界，谈谈您的人生哲学。
路：人生哲学是很难说的，这样东西最好不要去碰它。我们要享受生活，但也不能不干活儿；最重要的是，避免不公平地对待别人，甚至对别人做不好的事，能够做到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庆幸我的职业是带给别人快乐，而不必去做什么不好的事，例如，我不必杀鸡，我不必贩卖军火。我要说的是，除了不做不好的事，应该尽可能地帮助身边的人，不一定要寄钱去援助非洲或印度，如果能够帮助站在你门口的人，就已经不错了。我想，在声音里也会透露一个人是怎么想的，最好我们不要去说它。这就是我全部要说的。
后记
这篇访问原来计划夏天在欧洲进行，没能实现。于是打算安排在路德薇希抵台后演唱会前访问，但路德薇希回信来说「在演唱会前我是一个沉默的女人，而演唱会后第二天我就离开了」，她要我以书面提出问题。以上的访问便是根据她对我提出的问题所作的录音答复，而不是一次面对面的访问记录；在音乐会后，我们曾有机会作了一些「闲聊」。
我问她演唱会前既然不到音乐厅排练，如何练习发声的？她说「在旅馆浴室里」我们相视大笑。
路德薇希显然不太愿意用语言描述自己的艺术。她说「艺术是不能言传，只能体会，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时感受到的冲击。那种完美，教人瞠目结舌。」
我问到她心目中德文艺术歌的后继者。她表示「这很难说，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声音，有自己的歌手，有自己的听众，潮流来来去去，唱片商业也在推波助澜，一会儿把贝姆冷藏起来，一会把他捧上天。我只希望后来的人也会重新发现我们说『其实，他们也是不错的』。」
我提到她在镜报访问中对帕华洛帝及洁西诺曼颇有微词。她说「我想这是商业化的恶果，洁西诺曼很知道听众期望的是什么，结果似乎越来越远离了艺术的纯粹性。其实我是很同情她的，我想她是很孤独的，需要听众的掌声。」
注：在路德薇希演唱会之后，她和她丈夫德贝尔（Paul-Emile Deiber）异口同声的说台北的听众令他们惊讶得无话可说，两千多人的大厅里安静无声，听得如此专注投入。而年轻的听众比例很高，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演唱会后，路德薇希为热情的听众签名了一个多小时。
文字｜金庆云 声乐家，师范大学音乐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