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各乐团纷纷以不同形式出国演出，显示出国内音乐团体（个人）在多年耕耘后，开始转向国际乐坛开疆辟土，接受更严格挑战的决心和趋势。但相较于表演团体在外的优异表现，国内各相关政策似仍停留在厚「公家」而薄「民间」的情况，而未能与表演艺术团体建立一套沟通管道，也让许多政策更动时未能立即传达给表演团体以致表演团体错失权益。
去年的经济不景气，连带使得音乐会票房大受影响，但票房冷淸似乎并未对国内的音乐发展造成影响，各项活动甚至较往年活络。先是「台湾音乐一百年」系列活动带起一阵本土音乐热潮，紧接著下半年各乐团纷纷以不同形式出国演出，包括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应邀参加法国「安古勒姆．瓦罗钢琴节」（An-gouléme, Piano En Valois）、台北爱乐室内及管弦乐团至美国波士顿及纽约演出、台湾省立交响乐团团长陈澄雄再度受邀至匈牙利、罗马尼亚指挥当地交响乐团演出等，显示出国内音乐团体（个人）在多年耕耘后，开始转向国际乐坛开疆辟土，接受更严格挑战的决心和趋势。
音乐团体纷纷转战国际乐坛
音乐团体出国演出，无论受邀或主动出击，在某种层面上至少涵括三个目的：一、打入以欧美为主的国际乐坛、建立国际名声；二、推介华人作品、进行音乐外交；三、拓展乐团发展模式，提振、激励团员士气。
在以西方为主的古典音乐体系中，非体系内国家要赢得体系内国家认同甚至凌驾其上并非易事，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团长陈秋盛提及二年前以俄国近代作曲家普罗高菲夫作品技惊莫斯科的破冰之行，仍掩不住得意神色，「他们根本不敢相信这个来自遥远、陌生小岛上的乐团能将『他们』的普罗高菲夫诠释得这么贴切，甚至许多乐评人都表示这才是最贴近原意的演出，连带的对我们的印象也鲜明起来。」而这次法国行，按陈秋盛的说法则是一趟不意外的「意外之旅」，完全是缘于主办单位负责人无意中听到台北市交所录制的CD，大表惊艳后主动邀约的。乐团在去年十月九日至十五日的四场演出中，分别与三位颇富知名的钢琴家Nelson Freire、Bruno Leonardo Gelber、Michael Dalberto，及二位指挥Marius Con-stant、Marcel Landowski合作演出，颇获佳评。同样模式也发生在省交团长陈澄雄的东欧之行，不同的是陈澄雄是在二年前应邀至匈牙利、罗马尼亚指挥当地交响乐团大获好评后，于去年再度受邀前往指挥演出。
相较公家乐团风光的外交出击，台北爱乐室内乐团丝毫不逊色，继三年前于维也纳爱乐厅演出大放异彩后，再度进军世界五大名厅之一的波士顿交响音乐厅及纽约Tribeca表演艺术中心演出，获得美国著名乐评人理查．戴尔（Ri-chard Dyre）于波士顿《环球日报》乐评极力赞赏，认为该团的演出细腻且精准，根本不像是才成立十年的乐团，而首次售票即高达七成的票房更让执行长兪冰淸吃了颗定心丸，「以往台湾老让人觉得财大气粗，是负面印象，我们希望能扭转这种印象，音乐就是一种方式。」
向世界乐坛介绍华人作品
去年出国演出团体的一大特色是不约而同地在演出曲目中排入华人作品。台北市立交响乐团排出江文也作品《田园》，台北爱乐与苏显达共同演出黄辅棠的《西施幻想曲》，陈澄雄则与钢琴家萧唯真联合演出《黄河协奏曲》。「演出别人作品受肯定当然很好，但演奏国人作品而受到别人肯定是更让人欣慰的，这是义务，更是责任」陈秋盛表示，「只要有机会，就会尽量演出国人作品」。而陈澄雄亦有所感，因此在对方提出邀请时，便开出要邀一位国内钢琴家共同演出一首华人作品的条件，如此一来不但可将国人演奏家推至国际舞台，也可让国人作品得以增加演出机会，做音乐外交工作。
而台北爱乐在孤军出击了几年后，在今年首度结合工商、医疗访问团，以「国家新形象」为口号联合出击，为国内团体出国演出开创了崭新模式，兪冰淸表示，此构想来自学医的团长赖文福觉得台北爱乐每次出国演出都太孤单了，因此萌生将科技、工商与音乐结合，共同出击的新想法，而以「国家新形象」为口号则是希望能一扫过去国际对台湾的负面印象，重新对台湾评估，「我们希望国内其他团体出国时也能沿用这个口号，为台湾塑造出良好的形象。」
艺术政策厚「公家」薄「民间」仍未获改善
但相较于表演团体在外的优异表现，国内各相关政策似仍停留在厚「公家」而薄「民间」的情况，而未能与表演艺术团体建立一套沟通管道，也让许多政策更动时未能立即传达给表演团体、以致表演团体错失权益。以此次台北市立交响乐团及台北爱乐室内及管弦乐团出国演出为例，台北市交分别获得文建会、教育部及台北市政府补助，台北市政府补助款甚至达二百万元，反观台北爱乐可就没这么幸运了，往年台北市政府大都补助十五万左右，但去年台北市议会在审查预算时将此一经费项目删除一百万，又附加但书指明此经费「应予补助奖励本市公立学校社团为限。」而此一法规并未透过任何管道吿知表演艺术团体，台北爱乐直到申请出国补助时才被吿知。「你知道吗？十五万对一个财力雄厚的团体而言可能不多，但对我们这种民间表演团体很重要，我们出国巡演也是在做外交工作，需要相关部会的协助与支持。」兪冰淸忿忿的表示，即使无能为力，但身为表演团体目的事业单位主管的教育局亦应在政策变更后立即对表演团体善尽吿知的责任，否则团体很难有效掌握经费来源、详细评估计划。
艺术的生成是缓慢、渐进的，也因而常被疏忽而更显生存困难，表演团体在先天不良的环境下要肩负文化累积责任，须相关机构的支持和协助，而此协助是不应有「公家」、「民间」之分的。
在检视这一年音乐外交成绩时，仍不免曝露出公家与民间团体在可运用资源上的差异性，政府文化政策未能紧扣民间表演艺术团体脚步等老问题，在这一年中未获有效解决，使得民间表演艺术团体的音乐外拓之路远较公立乐团艰苦、漫长，也势将对日益蓬勃的民间音乐发展形成阻碍。面对此一问题，今年挂牌上阵的国家文艺基金会及台北文化局对未来的艺术文化政策便格外令人关切。
（本刊编辑 钱丽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