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破周报》于二月上旬接连举办了两个皆被笼统纳编于「地下」或「另类」的活动，先是二月三日在台北、四日在台南进行声音实验的「瑞士噪音＋台湾南管」，未及一周之久，九日十日及十一日分别于台北、台中与台南三地，继而啾啾鸣啭起来自香港的「黑鸟全台音乐行动」。

前者被视为破烂节集团化整为零的游击策略，延续新闻热度之余震与下一波战役之先声。来自远方的声音，总像是象征发声者国族命运的命盘。至于本身为香港政治异议音乐的后者，则带来面对那个于我们而言仅是惘惘的威胁，却是即将呑噬他们的恐龙──中国，那是一种不得不为之但无可奈何的悲鸣。

实验性或多元对话？

吊诡且尴尬的现象是，整个活动钓捕媒体与观众们视线之诱饵，并非表演主力──瑞士团Schimpfluch跟黑鸟本身，反倒在于和他们同台合作的搭配者。

在第一个系列活动里是，似乎同噪音八竿子打不在一起的台湾南管江之翠剧团，第二个系列活动则为，形象与反抗音乐的淸新、正义大纛背道而驰的的黄秋生。

然而，此种异国联姻及改变某位明星面目的戏法，「世界音乐」与一干大牌电影导演们，业已用奖项和业绩铺排出一条既具正当性又菁英性的康庄大道。《破周报》之活动亦遵循此一时代方向，一方面刺激人们钻探人际网络之「八卦」好奇心，另一方面更挑起若非见证优良艺种诞生，便是目睹畸型儿夭折的想像力与冒险心。

但这绝非展现了什么冠冕堂皇的「实验性」和「多元对话」，罗列分析主菜／配菜之间何异何同，正是整盘游戏所设定的机关与谜题所在。祭出台湾民粹（快要变成国粹了）的南管，「经典艺术」和「本土化」神圣光环庞大的磁场，伴随著国人近年来水涨船高的自信心，它安抚了一部分观者认为此类活动仅是无意义胡搞瞎搞的狐疑，也赋予其他观者一种老骨董将被批斗羞辱之期待。

相反的是，友情赞助之异色人物黄秋生，不但粉碎了异议者无菌纯洁的神话（无法假装忘记他演过的电影），踩到了人们理想与饭碗落差之痛脚，最重要的是，他使得黑鸟不致于与高得令人难以喘息，道德得令人闻之生畏。

师老兵疲的「两种」精神

掩藏在多频率众声喧哗的烟尘下，其实是两种精神意识不约而同地师老兵疲，苦无寸进。这两个活动就像多头主角的漫画、群星会串的演唱，除了说明主事者缺乏信心之外，还使得原本意欲阐述的主题显得模糊且心虚，甚至被喧宾夺主。从它者借支了生命，不过闪躱了问题并延迟了困境，延迟了两种既不想走进庙堂或街头（因有厌恶的集体主义），亦不想成为资本主义的傀儡，试图用声音、影像介入社会的不满者之困境。

自解严以来，即使五花八门政治社会议题或耳语，渗入了台湾人骨子里，但人们总似只会线性移动的单细胞生物，面对世界的压迫，有人歇斯底里地盲目狂热，有人冰山冷漠地视为不见，有人朝三暮四地在两极间摆荡来摆荡去。

台湾并没有生产出什么具有文化想像力的生活态度，文本创作亦然。低能与教条两大阵营横亘眼前，一方停留在辞汇上自以为有趣的意淫，另一方好比一些机智歌曲，像是硬唱成调的某政党党纲、某社团社训（如某些社运歌曲），其它则自己不理会政治社会现实，要不一味莫明其妙地胡闹搞笑，要不就是相缠绵相怨离到彼此虚脱无力。

于是，人们一直对小剧场、地下音乐及另类表演抱予改变窠臼的期待，生命兴趣、志业二而合一之憧憬。而被视为与外国噪音圈桴鼓相应的破烂节群落，及不断被拿来和香港黑鸟相提并论的台湾黑名单工作室，其精神气质、攻防战术跟困境，则是相当具有指标性之案例。

谁来看这种「表演」？

总的而言，《破周报》所举办之两项活动，并没有激起多少涟漪，可算颇为失败。究其原因，瑞士Schimpfluch和香港黑鸟之风评，或有鸡鸣狗盗与孤臣孽子差异，但听在有文化隔阂的台湾观众耳底，则同样是啰苏唠叨的说教者。

早就受够长篇大道理的人自然意兴阑珊。再者，前者表演太像有钱有闲国度（台湾一直想成为东方瑞士）公民无聊的成人家家酒，而对于后者，除了寄予无济于事的钦仰与同情，只能令已嫌烦恼太多者再添烦恼。所以，没什么市场当属意料中事。那些肯花钱购票入场的观众们，绝大部分不是来买空运来台的外国教训，而是来享受菁英品味与异国情调，来看「表演」的。

香港黑鸟和台湾黑名单工作室，欧美噪音圈和破烂节群落，代表著两种社会不满者积极反抗的不同向度。其差异在于，前者著眼集体救赎、意识信念及质之良窳，后者侧重肉体欲望、器具物质及量之大小；前者肩挂著一切人文主义者必有的各式苦涩，后者则驼负著非人文主义者难逃的种种汚名；前者深为统合理论与实践之矛盾落差所苦，后者之论述常仅是合理化自身行为的辩辞。

然其共同点则是，一样走在国际主义／地域义含（瑞士牛铃、广东戏曲、福佬南管及原住民音乐）之双面刀口上，对新科技强烈的信心（电脑是弱势者最重要的武器），怀著某类型乌托邦梦想，权力关系由上而下引发的内外争议时歇时发。

当两条路线持续了一定程度或时间，就走进了命运交叉的城堡，会在迷路的叉口撞见顚倒镜像，那被舍弃的半个自己早在此处等著。

黑鸟、黑名单并没有轻忽噪音圈及破烂节群落所执迷者（毕竟还是人），反之亦然（如果还要表演的话），然而问题症结是，两条路线并不相容亦无法调和，只能选择其中一种认知、精神或病痛。

苦撑待变抑或当个新纳粹恶童

于是，黑鸟、黑鸟之战略姿态，虽然热忱感人，也可长可久，但有时自绑手脚，不但无法破斧沈舟大破大立，也缺乏应变的柔软度，有时则划地自限，自毁爆破旧体制之力量及可能性。噪音圈尤其是破烂节集团则反向而行，一切都像顾前不顾后的短线操作，通常先革掉合作者及朋友的命，再革掉自己的命而分崩离析，一丁点名气或权力便能使其腐化得无法自拔。

以忧国忧民知识分子自许之前者，愈来愈像是苦撑待变的异教徒，看著自己逐渐失血委顿的托洛斯墓派孤军；而乘媒体窥奇症与艺文新贵匮乏之后者，愈来愈像纠集艺术神棍们的马戏团，一群敢玩别人命却不敢玩自个命（前者与后者、六〇年代与九〇年代靑年最大不同）的新纳粹恶童。

最后顺带一提，两个外国团一周只要工作一天，便能养活自己，留下六天进行各种串联创作。这是台湾所有创作者所企求而不能得者，这也说明了国内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之状况，相较第一世界恶质远甚。此也是一切弱势者运动自主性偏低的主因。

歌德道：「不是死就是变」。在冷淡的世纪末进行反抗，更是如此。

 

文字｜吴正甫  地下剧场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