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团八年多的优剧场，近期的表演风格由繁复进入简约。去年九月份，他们到香港的演出引起了当地评论界大量的讨论。在作者「解读」这些评论之余，同时也让我们想到国内艺术界也许可以经由他们的反省来「反省」我们自己。
每年都有很多外地表演团体来香港演出，欧美的、亚洲的，主流的、另类的都有。有的较受注目、有的较被忽略；但无论如何，香港观众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形式都不算陌生。
台湾优剧场去年九月到香港演出、举办摄影展览、讲座和工作坊，其实也只是香港全年众多外来表演的其中一个。
但从总数达五十多份的报章报导、访问及评论文字里，我们可发现，优剧场及其艺术取向，对香港观众来说，有种特别的意义。
这意义可能是优剧场本身拥有的，也可能是由观众附加上去的。在这关系中，表演者意图传达的讯息和观众意图接收的讯息，互相影响混和，形成一个有趣的交流过程，里面有理解，亦有误解。更有趣的是，我们往往能从观众对演出者的评语和描述中，认识观众本身。
香港评论怎么看优剧场？
「香港的剧坛……似乎从没有剧团（像优剧场般）尝试付出努力，定下目标，自我锻炼，切实追求戏剧艺术所赋予的生命触觉。希望优剧场本次访港，除了让本地剧人看戏外，更能令我们加深反省。」
《大公报》
「对于物质需求多多无拘、不能执输的城市人，对剧场也有类似的索求，因此愈来愈多标志著繁华丰裕的剧目登场，像《歌声魅影》、《猫》等等，用以满足配合城市人身份和炫耀心态。对『剧场』这命题真正纯粹地思考和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实少见少。
因此在香港观看台湾的『优剧场』演出，使人不得不感动和折服……看到当中他们所刻意追求的那种对剧场表演艺术（或者乾脆说对生命）的执著和认真态度，真是现世人生的大反调。」
《澳门日报》
「第一次看来自台湾的优剧场在港表演，总体印象是：好像经历了一次东方新宗教的艺术现礼。」
《星岛日报》
「……优剧场目前的境界，一切外在的物质，或物力，包括形象，都不重要了，比如他们八年来一直看著的『山』，现在，『山』不算是甚么了。『心中无山』，这是他们如今的境界。」
《信报》
「这样属于大自然、属于民间的鲜活艺术形式，虽不是首度来港，但像那么全面的文艺交流，又确属难能可贵。在台湾本土，他们到处徒步的边演边生活，可能已是司空见惯，但在香港这缺乏心灵空间的繁忙都市，对这样活在生活里的艺术，应该看看多学，然后自成板斧。」
《东》周刊
香港观众希望优剧场是他们的反照
「山」对「城市」、「心灵」对「物质」、「出世」对「入世」，「优剧场」对「香港」，我们（香港观众）对优剧场的陌生，令我们倾向采取一种简单二分法去理解优剧场，把它和香港放在天秤的两边。
情感上，我们希望优剧场是我们的反照，以补我们自身的不足。如此，我们希望相信他们是苦行僧，而非领薪上班的演员，我们希望他们是一同住在山上，过著公社式的生活，而非和我们一样每人有一个家。
天秤的作用是比较，我们论述优剧场的时候其实往往也同样在论述香港，有人认为优剧场有的正是我们所缺的，也有人认为优剧场已经「超脱」我们，与我们完全无关。
「你们是否认为自己很超脱？」这是优剧场在香港经常被问及的问题。「超脱」有时被唤作「出世」、「超然」，或者「超」至「不食人间烟火」。仿佛优剧场是一个修行而非表演的团体，仿佛他们是僧侣而非表演者。对香港人来说，优剧场所代表的生活哲学，比优剧场的表演更引人注目。
「……我觉得优剧场似乎以形式盖过内涵，过度强调了自己从山上来的『非城市』本质，有过度卖弄苦行僧修为之嫌。而一些团员剃光了头，穿著印度耆那教（？）土褚色袍子满街走，称自己身体是『东方的大自然』（见场刊中刘静敏的文章）。这样子揉合多国文化宗教特色，要在失根年代寻找心灵的故乡，却让人看不透，哪里才是艺术家表演艺术所家的原乡──『东方的心灵』，横看都绝非不吃人间烟火的最佳代名词。因而使我觉得有点儿『扮高深』的况味。」
《星岛日报》
「优剧场到访香港，如一班僧侣似的表演外，向我们展现人在大自然里修行的图象？山上／山下、出世／入世、古老／现代、心灵／欲望……他们是『超然』的一群？」
《经济日报》
台湾能，香港不能？
香港观众对优剧场的种种反应，除了因为陌生外，也多少因为台湾其实和我们很「接近」。「接近」不单在于地理距离，也在于文化和经济上。
如果优剧场来自日本，而不是来自同是中国人的社会，同是资本主义发达社会的台湾，观众的回响一定不会如此热烈：「为什么台湾能发展出一个优剧场，而香港不能？」
香港戏剧现今的发展状态，从政府「功能」角度建立了很多硬体，如众多优秀的演出场地：演艺学院、艺术发展局、市政局等资助机构。这些条件令戏剧于近十年持续一种蓬勃的状态──每星期全香港上演两三出剧，上座率不断提高。
如果香港政府想要的是数字上的蓬勃，它应该满意了，但是我们追求的是作为文化主要构成的戏剧艺术，我们香港的戏剧距离应有的水平很远。
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主导的社会心态，令「我能否赖此为生」和「我是否有专业技术水准」，成为戏剧团体者通常最关心的问题。至于「我对戏剧创作的追求」则变得相对地次要。
无奈和妥协是香港戏剧界一种相当「主流」的情绪。随著九七临近，社会弥漫著的短视、功利、妥协，无奈的情緖只会像传染病般漫延扩散，不会退减。
在这种情绪下，优剧场的来访，展示他们对艺术理想，甚至对生活的不妥协和委身，可说是直接对香港戏剧生存状态的冲激而导致强烈的反应。
令人欣喜的台湾，令人痛惜的香港？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台湾云门舞集最近来港演出《流浪者之歌》后，一份发表在《苹果日报》评论里，文章题为〈令人欣赏的《流浪者之歌》，令人痛惜的香港艺术界〉：
「……（云门）他们天天淸早上山到舞室排舞上课，下课后亦步行同样的路程。其实，舞蹈员可以明白到人生的道路是多么艰苦──每天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锻炼自己的意志和体魄，除了感受自己外，也要留意身边的环境与事物，不能与社会脱节。
像香港的艺术家，他们自顾自己，不理会其他人……自我中心，只接受自己的一套……不经过思考，不肯吸收生活体验……」
「……也难怪人家说，香港只有商业艺术，而没有真正的艺术，怪不得搞了一辈子艺术，也是一塌糊涂，不知所谓……」
漫骂容易，分析困难；简化容易，深化困难。香港从来不是培养艺术的理想环境，但若仍要我们的艺术在跌跌撞撞中发展起来。香港的艺术界、评论家和观众都需要建立起一种不亢不卑的态度，来面对自己、面对别人。
文字｜茹国烈 香港艺术中心演艺节目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