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西一东，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巴黎奥塞美术馆印象派的画作，国父纪念馆则有台南奇美艺术馆的藏品。说来巧合，属于南海学园的历史博物馆与位于大理街的《中国时报》其实都在和平西路附近，而国父纪念馆与《联合报》／《民生报》只隔著一条忠孝东路，他们分别是这两项初春艺文盛会的后援。

并不是划分管区，只是这种巧合透露著一种微妙的讯息，报社的责任不光是采访编辑印刷派送而已，他们越来越得十八般武艺样样都来，才能面对未来的发行竞争。这次也许在气势上奥塞胜过奇美，但是五月下旬，男高音卡列拉斯和多明哥将与著名的女歌手戴安娜萝丝联手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露天演唱，届时台北的夜空将因为《联合报》的共同主办，轮到「联经」报系发光。

从讯息市场到活动市场

报业竞争，不只你送光阳机车我就找三阳，你加宏基电脑我就跟大众。报纸现在不单拼新闻，也在比促销和活动。尤其近年台湾的国民所得日益提高，文化休闲渐被强调，加上大众艺术素养仍在成长阶段，新闻媒体似乎基于本身对新兴趋势的敏感，开始间接或直接投入艺术欣赏人口的开发。由于大型文化活动的聚众能力极强，因此也使这个场域多多少少发展成报业竞争的延长线，令主要媒体纷纷在此提供服务、建立形象、吸引游离客户，以及强化读者忠诚。

初见之下，媒体参与主办艺术活动跟新闻中立的传统媒体思考看来有所抵触。然而，也有媒体发行人、经营者和从业员采取积极态度，认为提升大众生活品质是媒体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可以适度介入。即使在文化先进国家，媒体的文化角色也开始加重，因为在开放多元的社会当中，政府部门的艺术文化政策愈来愈受到文化圈的怀疑，同时遭遇保守派国会议员的攻击，两面不讨好。文化艺术回归民间的共识逐渐形成，他们都在降低政府预算对文化机构、艺术团体和创作个人的补助，希望导引企业赞助的风气，以便使政府从财务赤字当中脱身。政府奶水一断，艺术对企业的依赖更重，而此刻媒体的撮合功能便相当关键了。

尤其企业向来精打细算，除了极少数身兼爱艺者和慈善家的身分，大多数企业界人士从事艺术赞助工作也不免要评估效益问题。如果钱砸进去，却是默默行善，无法提升企业形象，进而带动盈收，那他们就不会太过热心。但是如果花了钱，可以获得公关宣传上的保障，意愿就相对提高。于是，媒体主办的活动成了比较安稳的选择。至少在活动期间，自己的公司名称不断曝光，总收到了一些广吿效果。

过去台湾文化活动的媒体参与形式主要在报导方面。一九七○年代，《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联合报》副刊分别在高信疆与痖弦主政之下，缔造了一个文化关怀的格局，以报导文学的精神和态度，讨论朱铭的木刻、林怀民的舞蹈、晓风的剧作、洪通的素人绘画，在那个苦闷而失落的年代，这两家报纸的副刊展现极为感人的动力，尽管当时艺文圈彼此往来密切，使得不少文章仍然是作家笔述友人作品，兼及个人欣赏联想的味道，但在一个文化匮乏的社会，却已足够令台湾的知识分子产生向往，也让艺术家拥有另一个展馆和舞台。

一九七九年，当时的台北市长李登辉创立「台北市艺术季」，表演艺术活动公司「新象」则开始举办「国际艺术节」，表演艺术市场开始萌芽。但是此后不管这季那节，形态上都是政府的就政府出钱，民间的就民间自理。以至官办的活动预算充裕，却不太注意行销推广，也忽略经营专业的累积；而新象的许博允即使个人魅力十足，财力却是有限，无法经年负担运转所需的庞大经费，终于在一九八五到八七年间发生重大财务危机，不得不缩编减量，保住元气。而这期间媒体的关注限于政府对新象这类民间机构的纾困支援，基本上还是精神上支持，实际上保持距离，没有动用媒体的信誉，采取对文化艺术活动挂名背书的行动。

情况在一九九〇年有了突破。当时《中国时报》社会服务部总经理吴林林与基督教女靑年会达成协议，由中国时报与中国人寿公司联合主办义大利男高音帕华洛第音乐会的户外实况转播。「高音C歌王」的盛名、元宵节台北灯会的余温，以及《中国时报》为自己四十周年庆生的使劲，当晚中正纪念堂广场万头钻动，这块带有神圣崇拜象征的大片空间第一次成为大型音乐会的场地，打破禁忌，为日后的音乐、舞蹈和民俗演出定义出新的表演和欣赏方式。

卡瑞拉斯独唱、云门复出、杨丽花国家剧院首演，《中国时报》继续开发中正纪念堂的户外艺术活动，《联合报》／《民生报》也在多明哥演唱会加入，此后双方你来我往，热闹非凡，战线也从国家剧院音乐厅拉长到国父纪念馆、故宫博物院。台凤公司帝门基金会引进莫内的作品展览，由《中国时报》参与主办之后两年，《联合报》／《民生报》谈成罗浮宫馆藏的案子，而中时则又在这次以奥塞扳回一城。

说得夸张的话，媒体热中大型国际活动的参与或主办权，有时形同争产；而藉版面或活动结合台湾艺术机构与团体，激烈起来有如抢亲。然而这便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妙之处，竞争带来的是消费者的福利，看报纸之外还能逛画展听音乐，而且看得更懂、听得更好，因为报纸投身某项活动之后，就不得不为此维系人气，而通常的方法便是详尽解说、持续报导，刺激欣赏意愿。

不过，媒体卯入活动也不是全然没有副作用。因为媒体资源有限，报纸总有篇幅的规划，不可能大举扩张文化版面，如果以自家活动为第一优先，留给其他文化事务、艺术事件和展演活动的讯息空间就会相对吃紧。对其他艺术机构、表演团体和个别艺术家来说，碰上报社主办的大型活动期间，曝光率可能就会大幅降低，而对读者而言，有段期间，将会常常碰上某个活动的消息，对这项活动没兴趣的人，或是已经充分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平日的资讯权益被剥夺了。

另外一个状况则是同业抵制的问题。文化新闻不比政经要闻那样攸关国计民生，也不像社会内幕或影剧圈动态那么刺激，即使漏了新闻也不至承担影响发行量的责任，所以记者不写也没关系。如果新闻同业基于不愿助长他人威风的顾虑，缩手不写，如此的认定将使文化艺术活动的讯息传播打了折扣，反而因为一家媒体的参与而失去了其他的支持。

也许还会有一个可能的倾向则是「隐恶扬善」，由于是自家活动，如果在艺术质地上有什么瑕疵，或是在活动规划上有什么不足，大概也很难出手作负面报导，所以可能在这上面避重就轻，能带到一笔就已经算是非常客观了。

最令人担心的假设是报纸投入某个活动，或是间接提供较大的媒体优惠，并非出于专业的评估，而是上层的偏好、人情的羁绊，或是营利的动机。这些年发展下来，许多艺术机构或是个别艺术家已经了解自己跟媒体的共生关系，会去游说媒体加入，甚至动用私交来影响决策。艺术文化版面的部门主管、组长主编或线上记者即使觉得不妥，也只能配合。而如果看准某个活动可以创造大笔营收，或是获得更大的无形利益而去参与活动的举办，那就偏离了媒体公共服务的正轨。

上述的情况属于极端的想像，在报纸的艺术文化部门人员愈来愈高的专业自主性之下，愈来愈不容易发生。但是，市场行销的概念和手法在整个艺术文化产业里用得愈来愈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活动主办单位、赞助厂商都已经懂得运用公共关系的方式来跟媒体打交道，新闻从业人员也得在这方面有所拿揑，免得落入宣传打手的境地。

企业赞助在台湾仍是个新兴现象，大型文化活动更是偶尔才出现一次，为了在台湾推广艺术消费行为、创造文化生活形态，媒体的介入看来已经成为一种「必要之恶」。只是企业、媒体和艺术走在一起，三者要亲密到什么地步，要走到多远，那就得诉诸企业、媒体和艺术的从业人员的斟酌了。

从软性花边到硬性正文

艺术记者也许是媒体机构里头处境比较尴尬的一群，想极力建立专业的形象，却也老是被看成花瓶的角色；一天赶好几场记者会、排练或是预展，却常被政治、经济、社会路线的记者同事误会工作轻松，漏了新闻也没什么大不了。而艺术记者的办公室通常和影剧组一起，版面也有时相连，可是他们心理上又期望自己跟影剧组的新闻取向和写作风格有所不同，连带的，彼此也不容易有太多往来，艺术记者更因此成了孤单的一群。

由于负责的是跟音乐、舞蹈、戏剧、美术或文化资产有关的采访，认真的读者会要求他们必须具备相当的艺术素养，以便执行他们的采访写作任务；艺术工作者也会希望他们受到足够的薰陶，可以懂得他们的创作表达，然后转而对读者阐述。不过艺术的品鉴能力并非四年的新闻系或是三五年跑新闻的经验就能培养，媒体在艺术记者的聘用上如果不加以重视，艺术文化版面呈现的内容恐怕就只能止于消息的提供，而不是文化的传递。

从业人员的确是影响媒体品质的根本因素。对于舞台上的演出和艺廊内的展览，记者几乎站在第一线上，面临解读的考验：展览的话，记者不但被邀请参观预展，国外重要藏品一来，记者可以在开箱取画的那一刻就看到真迹；演出节目，则可能很早或至少在上台前夕，看到预演。这个时候，记者就该看出端倪，也知道该怎么去问，才有办法安排怎么去写的问题。台湾目前还有一些媒体（尤其电视）的艺术记者真的都是「记者」，看了作品、听了艺术家现身说法、拿了公关人员准备的资料就走了，只是记下艺术家或公关人员讲的话，没有替读者或观众设想如何满足他们的好奇，甚至没有为自己在专业上的增长试图作更多的了解。

最近这些年，几家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在艺术文化版面的经营上都不敢掉以轻心，记者的聘任也愈来愈朝向专业背景的要求。它们的文化艺术版面的主持人都是相当资深的艺术新闻工作者，也有人具有艺术史或相关学门的硕士学位，以及完整的艺术媒体阅历。在他们的内部经营，以及竞争对手的压力下，文化组的成员也各个身手不凡，更有剧场工作者、曲艺世家子女、资深乐迷下海，为台湾报业在文化报导与评论上注入新的活力。他们的活跃与专注，也刺激艺术家们在创作演出上更加戒愼。

然而，现在尽管媒体工作人员的素质已有显著的提升，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却在整个议题环境方面。由于报纸提供给艺术文化范畴的版面有限（过去篇幅最大的《民生报》也在去年将一版半的规模缩为一个全版），每则报导都难深化处理。另外，报纸发行部门也会根据市场调查的数字，表示这类版面在台北以外的地区并不叫好（其实更不容易叫座），在主编（或是更高的编辑决策阶层）顾及市场反应的考虑下，严肃性的艺术议题讨论不是首要内容。他们必须以报纸这种生命周期只有一天的媒体特性来规划版面的走向，所以争议性、冲突性的事件或政策比较会凸出于版面当中，演出的报导若非极具新闻价値，那就排到次要的地位。而近年因为经济不景气，冲击绘画市场的交易，艺术家作品展的报导跟著大幅缩减。美术馆的主题活动照理应适时起而代之，但是除非是媒体「认养」的展览，大多也只是开幕前加以报导而已，开展之后几乎就与报纸版面绝缘。

近年还有一个値得观察的现象。由于讯息的图像化已经是未来平面媒体不得不妥协的趋势，加上一般大众对讯息内容的要求似乎不及对话题兴味的关切，报纸偶有图像导向的报导出现。这在严肃音乐方面特别微妙，唱片公司为了开拓市场，以流行音乐的包装方式转向经营本土演奏家，而作为诉求的主题几乎都是帅哥美女的表象。从钢琴、长笛、双簧管到最近的竖笛，他们对音乐所能说的竟然只是皮相的美貌或是矫情的浪漫。他们同意唱片公司对自己作这方面的开发和认定，其实与流行音乐的偶像工厂所生产的艺人无异。而媒体有时成为唱片公司「企宣」人员的合音，也令人难以理解。

台湾的文化创造曾在一九七〇年代热情涌动过，即使按照今天台湾艺术活动琳瑯满目的标准来看，那依旧是量能极具有冲击性的一段期间，但是当时报纸受到张数的限制，只能刊出三大张，影剧和艺术合为半版，艺文新闻被讥为「在女明星大腿的夹缝中生存」，艺术传播的使命与其说是在报纸影艺版上，还不如说是在副刊身上。后来高信疆出国进修，〈人间副刊〉的编辑方向也有所调整，社会议题的著墨开始出现，《联合报》似乎因为缺了对手的相激相荡，也较回归文学。

直到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报禁解除，当天的《联合报》、《中国时报》、《自立晚报》都推出独立的文化艺术版，民生报不再是这方面的独家，台湾开始走上资讯多元化的道路。然而许博允在报禁解除后的多年，仍然对当时的那种处理表示欢迎，因为被瞄到的机会大增，对表演艺术票房的推升也大有帮助，如今各主要报纸的文化艺术版面纷纷独立，他觉得阅读率反而降低。

他或许从一个艺术事业经营者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然而对报纸的艺术记者来说，他们却倾向跟影剧版面画分界限，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尽管近年因为全球表演艺术市场的不景气，艺术家（或者说唱片公司）为了向大众市场进攻，以及流行文化的包装有意透过明星级的艺术家来拉抬自己的阶位，导致「跨界」愈来愈盛，连台湾也不免感染这股风潮。但是艺术文化版面的记者编辑却还是希望拥有一片净土，画出文化艺术的保留地。

其实英美的端庄报纸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洛杉矶时报》、《伦敦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都没有设定影剧和艺文新闻的版位，基本上他们的处理都在强调讯息的充分和解释的深入，如果报导和评论本身也已经成为一项艺术，可以提供鉴赏的见解，那么属于大众的电影、电视、音乐与属于少数的戏剧和音乐两者之间，就不会有巨大的冲突。台湾近年多位新兴导演在国际影坛闯出名号，他们的创作说来可以用艺术的深度报导方式来制作，但是在报纸上很不容易看到对创作主题与拍摄方式的剖析，而几位歌手的创作与演出颇有艺术的层次，歌曲讨论的现象或表述的情感也很凸出，但是出现关于他们的报导的时候，看到的却老是造型的描写或身价的炒作。也许问题在台湾的媒体消费惯性当中（或是编辑决策阶层的主观认定之下），软性题材也都软性处理，影剧新闻因此可以鸡毛蒜皮到某位明星养的小狗走失都成为新闻，还刊出一张跟狗无关的个人沙龙照片，那就难以期待影剧新闻可以有什么可读之处了。影剧艺文既然在台湾和文化艺术的报导格格不入，各自为政倒也不失为一个暂行的合理方式。

如果抬出传播理论来谈，麦奎尔（Denis McQuile）归纳出来的五种社会功能：

资讯（Information）──提供事件与情况的讯息。

联系（Correlation）──解释事件并加以评论，建立共识与秩序。

延续（Continuity）──指出主流文化与次文化发展，形塑并维持共通价値。

娱乐（Entertainment）──提供娱乐与纾解，降低社会紧张。

动员（Mobilization）── 推展政治、经济等各项发展的社会目标。

基本上这些功能在媒体上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可以解读字里行间的讯息。有些简讯只在提供展演讯息，有的争议性新闻经过报导与评论之后，能在读者心中沈淀出意义，或是使文化发展找出新的主从成分和衍生关系。至于阅读的乐趣本来就不可或缺，如果媒体内容也用在动员参与上面，影响力就更可观了。

由于报纸的广泛发行，艺术文化版面成为文化机构或个别艺术家的最爱，有时经营媒体关系比埋首创作或投身排练要来得认真，弄得记者也觉得厌烦。然而偏偏有些艺术圈的人士就是天生的媒体英雄，记者这时又得费尽心思去接近他们，以免错失什么重大消息。主从关系随势而变，大概也是媒体这个行业迷人的地方。

然而专业仍是这个行业的首要原则，专业的判断来自专业的素养，包括对所采访的文化艺术事务、事物与人物的深入了解。而专业的展现也常落在观点和见解上面，倘若不是浸淫够久，根本就不容易抓住精髓或搔到痒处。文化报导一方面具有新闻的成分，一方面也具有分析的意味，在硬性与软性之间，有著非常吊诡的差别，很难遵循传统新闻教育里头所强调的写作规范。这几乎也是近年的艺术记者愈来愈少直接来自新闻科系，却愈来愈多各路好汉的因素，这些人因为没有固定的框架，却基于对艺术的强烈喜爱和训练而投入，在需要多元价値的文化艺术领域上，也就更能发挥自我，并且丰富版面。

全球报业的文化艺术版面经营最为成功的应是《纽约时报》，每天的艺术版The Arts、周末的Weekend，以及星期天增版的艺术休闲Arts & Leisure都是艺术圈和爱艺人士的重要资讯来源。纽约时报不惜采用完整篇幅来对挑选过的艺术活动深入报导，制作完整的艺术访谈，并且不保留地对展演提出他们的赞赏，也不客气地加以批评。《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便是建立在这种报导的深入性与评论的客观性上，缺了这两样，《纽约时报》艺术版的权威便会大打折扣，而缺了艺术版，整分《纽约时报》的声望也会衰减。在纽约这个艺术重镇，他们成了艺术文化的第四权，即使论点不被当事人或部分读者接受，但他们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操守却无人质疑。

《纽约时报》文化组的工作人员受聘的职称并非记者，而是评论人（Critic），但是他们必须兼任访谈撰稿的工作。台湾也曾有类似的例子，影评人焦雄屛在一九八八年加入《中时晚报》之际，便是以评论的角色在影剧版任职，不跑记者会，却花更多时间在试片室。由于她个人的投入，以及《中晚》对自办电影奖的支持，台湾的电影评论在文化观察声量微弱的生态中，仍然获得极佳的成就，或许也间接刺激了台湾电影产业的艺术层次，为后来的多次国际大奖铺出坦途。只可惜《中晚》凸出的影艺版在去年底还是不敌市场压力，也落幕终场。

《联合报》副刊曾在一九八八年附近推出每半个月一次的艺术评论，参与的作者包括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游昌发、台大戏剧硏究所教授胡耀恒等，然而很快就难以为继；《中国时报》艺术文化版在一九九一年也有类似的例子，当时是请年轻的圈外人士杨忠衡执笔撰写乐评，次年甚至邀聘他加入中国时报文化组。稍早之前，民族音乐硏究者明立国，以及云门舞集推广经理容大超也曾在《中国时报》以记者的身分撰写音乐与舞蹈评论，不过都为期不长。

从电影和表演艺术的例子来看，实在很难想像电影遭到巨大的票房营收压力，整个产业的经营阶层的成分又有些复杂的背景，却能独立昻扬的开创出一片天地，相反地，艺术圈号称温雅和谐，却容不下一些挑剔，一有反对意见就企图压抑，或是发动人情攻势加以包围。台湾的艺术评论一日无法建立，艺术发展就难以呈现次序，所幸现在仍有多家主要报纸的艺术版不定期刊出艺术评论，至少没有出现评论的真空。

台湾报业的艺术文化资讯在解严即将于七月届满十年的此刻，其实已经走过一段摸索的路程，现在方向和目标都已经厘淸，也许看的就是脚程了。

（作者注：本文因作者过去工作接触关系，讨论范围限于相关媒体，无意忽略台湾全体报业在文化事务报导与艺术活动参与方面的贡献。）

 

文字｜黄志全  资深新闻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