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以后，香港人，甚至不再确定以后还可不可以公开集会游行。我们隔岸观火，实在没有资格质疑香港人作的任何选择。香港人那么健忘吗？未必见得。他们只是知道有耐心一点、等的久一点，总会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找著机会。
五月在关渡，国立艺术学院的戏剧厅里，看过戏剧系师生夏季公演的《记得香港》，因为看戏而被激起的情绪一直持续了下来──
六月底的时日我又到香港。今年年初恰好也在香港，参加「进念二十面体」荣念曾办的两岸三地「一桌两椅」的展演活动。其实这一年间，总共去了香港五、六趟，心里有些不舍的什么。每次离开启德机场，望著机翼底下繁星点点的灯火，都殷切地想要记得什么，深怕下次来的时刻，就不再能够印证……
我究竟要印证什么？
七月初回到台北，很罕见地，对中国时报〈人间版〉上的一篇文章，写了一篇同样见诸〈人间版〉的回应。平日是个疏懒的人，报上的文字过目而已，即使有不同意见，通常转瞬即忘。提起笔写出不以为然的看法，必定因为原来有些极其难以释怀的什么。
不以为然的是一篇叫作《拜拜香港》的文章，长驻香港的日本籍专栏作家新井一二三在其中写著：经过九七回归的变局，香港的灵魂已经死了。
六四的历史意义
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我却认为香港的灵魂只会愈益深沈周折，香港像攀籐一样的生命力只会愈益柔韧婉转。
才不相信香港的灵魂已经死了，那是一种过分夸张的夸张语法。
另一方面，作为一名认真的观众，看完《记得香港》这出戏后，由衷地赞赏编导汪其楣女士多么努力营造细腻又流畅的美感以及敍事手法上她有所坚持、有所实验的创意之余，我却认为《记得香港》开始与结束时候的六四抗议场景，多少凸显了那事件在香港人心目中所代表的意义。
但是历史确实又充满了吊诡性。如果把一九八四年中央联合声明与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年份对调，英国在谈判桌上或许拥有更多的发言权，或许找到更多借口去延后归还的期限──
这么看，对今天香港人切身的命运来说，六四发生在哪一年，确实又是非常关键性的严肃议题。
而我反复在想的，倒是戏里开始与结束「六四」场景，对从黄得云到黄蝶娘的女性主题所象征香港的阴柔生命力，是一回的偏离？还是提供了多一层次的反思？
香港非政治的大环境之下（无论是不是金耀基先生说的「行政吸纳政治」的原因，以行动所凝聚的热情看），「六四」确实是一个变调。在那之前，在那之后，香港从来没有那么政治过、也没有那么热情过。
藉著声援「六四」的活动，香港向国际、特别是对注定要回归的祖国表述了对民主的坚定向往，以及对坦克催毁人权的激越不满，只是表述过了之后，这新习得的政治抗议语汇，随著九七的逼近，愈来愈被驱赶到香港人记忆的边陲。
香港人的选择
正好像偌大的一个香港岛，哪会容不下一个民主自由的纪念碑？目前，绝大多数香港人只以最温婉的方式，淡淡地表达他们的意见，不成，也就不再坚持下去。
作为旁观的外人，我们大可以质疑，声援六四的行动力哪里去了？
香港人声援六四，一方面是争取与香港未来息息相关的民主自由空间；更重要的是当时在港英政府的保护伞之下，声援六四不但不会带来立即的危险，亦是具有正当性的合法集会游行。
今年七月以后，香港人不再确定还可不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甚至不再确定以后还可不可以公开集会游行。
我们隔岸观火，实在没有资格质疑香港人作的任何选择。但在我这个旁观的外人眼里，如果要比较的话，香港人不像台湾人，他们更淸楚地知道本身的机会在哪里，値此关键的时刻，经济上的利益才是诱饵，绝大多数人不去以卵击石，不在政治上争取说话的空间。
施叔靑女士原著香港三部曲之二《徧山洋紫荆》的结尾写的再淸楚不过：
「一个风淸日朗的午后，几经王福怂恿，黄得云又一次由儿子黄理查陪著搭渡轮过海到九龙看火车，她沿著尖沙咀往下走，多时不见，油麻地、大角咀浅海的区域已被泥沙塡平，突出广阔的地面，把海赶得远远的……」
「把海赶得远远的」，与海争地，一直是香港的机会所寄。至于黄得云一家的发迹，仰仗的还是新塡得的土地：
「……黄得云从隐密的箱笼底取出一笔为数颇为可观的私蓄，加上变卖多年攒下的珠宝玉翠，凑足一个大整数，交给儿子黄理查，叫他去投资房地产生意。黄理查捧著母亲的全部家当，又以百分之十的年息从马臣士大班借来一笔贷款，当做订金，冒了风险买下平生第一块地──油麻地距离铁路不远的新塡地。黄得云凭著她与生俱来，最近才被发觉出来的商业眼光，直觉地看好油麻地新塡地一带日后的发展。」
史密斯、屈亚柄、西恩修洛……这些过往的男人在黄得云身上烙下了他们的印痕，姜侠魂也给了黄得云关于一个英雄身影的梦想。他们一一远飏之后，黄得云却注定了靠著她对土地的直觉──那是一种生意眼光──幸存下去，她阴柔的生命力像攀籐一样、像洋紫荆花一样，在岩石的缝隙也可以静静地茁长增生。
阴柔的生命力
这个角度看，黄得云如同乱世佳人里的郝思嘉，她最可以倚仗的东西就是脚下的土地，她选择不回去东莞故鄕，正因为她抱持著脚下的土地不只让她幸存──而且终于让她绵延繁茂的信念。
为了将来未限量的机会，阴柔的生命力懂得蛰伏的规律：黄得云在学做当押生意时无论人们在背后说长道短，她自顾自「拿眉笔把两道眉画浓，增添几分老成」。再比喩香港的今天，全岛上另一个最成功的女人也很懂得委曲求全的道理：无论陈方安生个人喜不喜欢回归中国的安排，尽管她在六月中才说了一些日后要违背良心，她宁可辞职的逆耳话语，香港民众暱称「陈太」的布政司，七月一日的盛会仍然穿上喜气洋洋的朱红旗袍，笑容可掏的在大家面前欢庆回归了。
不只陈方安生，全香港的公务员这一刻都有些无所适从，遇到讲北京话的更有些忍气呑声，不只公务员，目前大多数香港人都抱著一颗惴惴难安的心……
七月一日凌晨解放军进城。那是一样的强兵压境啊，几乎没有香港人刻意再提起与六四解放军进城可能发生的联想。
香港人那么健忘吗？未必见得。他们只是知道有耐心一点、等的久一点，总会在这片丰饶的土地上找著机会，像《侏罗纪公园》里的那句话：“Nature finds its way”香港人的“Nature”就是他们如同天性一样的机会主义的直觉。
像黄蝶娘那样的年轻一代，尤其不会死守著六四的记忆，她们较黄得云那样的上一代更有弹性，也更知道如何占尽先机地存活。敏锐的各种触觉与丰富的国际知识将保证她们柔韧的生命力比六四长久，也比政权长久。
再回到《记得香港》戏里，如果终于是一部有关香港的史诗，六四的记忆只是黄蝶娘生命中一个揷句。看穿了国家有狰狞的面目，反而更能够像只黄翅粉蝶一样翩千飞舞、来去自如。因此戏还没完，历史特意留下了宽广的舞台，有关她的篇章正等著为这出戏殚精竭虑的编导继续挥洒。
文字｜平路 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