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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极端艺术现象之二──极端政治

「机智」当道的时代,「严肃」消退,于是遂有了一种在今日世界上已愈来愈普通的艺术文化极端现象;那就是日益被边缘化的艺术创作者们,急躁的以各种简单、直接,甚至非艺术的方式企图重新进入社会。

「机智」当道的时代,「严肃」消退,于是遂有了一种在今日世界上已愈来愈普通的艺术文化极端现象;那就是日益被边缘化的艺术创作者们,急躁的以各种简单、直接,甚至非艺术的方式企图重新进入社会。

一九九七开年,台湾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即是报纸副刊的或者停止,或者变得更加大众娱乐化。轻薄短小的揷科打诨,所谓「后后现代」式的小尖酸刻薄及小聪明滑溜已愈来愈成为新的主流文化价値及呈现方式。

这是个「严肃」隐退的时代。当时才女苏姗桑塔(Susan Sangag)曾经谈过自己的作品。她说道:「我的作品标志著未来艺术家的主要角色,那就是让严肃感继续被保存下来,艺术家必须了解到二十世纪末,严肃感已遇到了麻烦。」美国学者德蕾莎.艾柏特(Theresa L. Ebert)说过,在当代的文化心情和气氛里有一种被称为「好玩的后现代主义」(Ludic postmodernism)。「好玩」意谓著不再有时间意识后的乐趣,也解消掉一切的沉重,因而遂只剩下呈现和表演的「机智」。「机智」(wit)已成为当代文化的最大特征。「机智」当道的时代,「严肃」消退,于是遂有了一种在今日世界上已愈来愈普通的艺术文化极端现象;那就是日益被边缘化的艺术创作者们,急躁的以各种简单、直接,甚至非艺术的方式企图重新进入社会。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教务长兼艺术教授卡洛贝克(Carol Becker)在近著〈论战区:艺术、体制、性别曁焦虑论文集〉里,就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反省。

艺术家成了政治运动家

他指出,近代艺术教育并未能使得艺术工作者们对社会和世界有足够的掌握能力,因而当他们企图表现政治时,遂经常以一种在社会上都已不存在或不使用的方式来呈现。「此类作品的信息非常简单无知、教条化、片面性、依靠作品予人的震惊效果而发生作用,因而很难让艺术世界外面的人群产生共鸣。」而更严重的,则是艺术家们长期以来习惯于天真的所谓艺术自由观念,「因而不能在表现的需要,整体理念的探索,艺术的想像,以及想要表达及如何表达间做出最好的选择。因而当作品的政治效果引起严肃的争论,他们也就简单的将一切视为是对艺术自由的侵害。」

卡洛贝克指出,具有政治意含的艺术作品,要点在于藉著对艺术文本的理解而影响到观念思想的改变,但对当代许多艺术工作者,从画家、摄影家、表演艺术工作者,「企图创作一种在政治上有效的作品,经常只不过使他们产生一种欲望,简化的不只是形式,甚至也包括内容的简单白话,它所承载的信息让人一目了然,但造成的却是强势的,逼迫别人必须接受它的架势,反而使得观众和欣赏者却之不恭。」

近代艺术处于「后现代」及「文化多元」两柄剪刀交切,以致于一切的「整体性」(Totality)已被剪成碎片,各类「微主体」因而开始焦躁不安的时刻。费雪(Ernst Fisher)所谓的「艺术乃是通过艺术家个人的方式,重新回到整体」这种具有古典意含的艺术价値,已无法再被人信守,随著「微主体」的凸显而造成的艺术再政治化,则成为新兴的极端现象。这一波极端艺术现象里存在著几项美学吊诡:

㈠近代美学的客观性在「解构」之后,已被新的美学相对主义这种反智倾向所取代。昔日,马克思为了反对教会的特权压迫与腐败,而将宗教一并否定,今日的人为了反对美学体制的僵固排他,则将美完全弃绝。美学的客观准则消失,一切皆为美学体制及论述所建构的「习惯」或「品味」。这是将美学变为社会学的奴婢,一切的艺术也都还原及化约为权力。艺术家则变成了政治运动家。

㈡当美学经此蜕变,诚如卡洛贝克所说,艺术创作也就变成了符号权力的简单操练。古典美学的专业化不再重要,符码的制造与震撼,影像的简单化堆砌等则成为新的技术条件,艺术工作者成为艺术符码世界的祭师,希望借此建构出不可能的艺术世界。

㈢于是,艺术工作者愈是企图重新走回社会,而非常反讽的是,他们反而愈来愈不能被社会所接受。艺术政治因而成为当代激进政治中最激烈的一支,同时也是与受众距离最遥远疏离的一支。「政治正确」主控著艺术知识份子,并使其日益教条化。

综合这种随著艺术政治化而造成的极端现象,圣地牙哥加州大学教授休斯(H. Stuart Hughes)遂称之为一种「巨大的身体字谜表演」(vast charade)。它意图顚覆一些甚么,但造成的结果则可能是甚么也没有顚覆,留下的只有声音和愤怒。

艺术不再讲究升华?

卡洛贝克教授执教的芝加哥艺术学院,在八八及八九年间,连续发生两起引起美国艺术界重大争论的「文化战争」。

一九八八年,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尼尔森(David Nelson)创作了一幅命名为「欢乐和肚兜(Mirth and Girth)」的绘画。当时芝加哥黑人市长哈罗.华盛顿逝世未久,华盛顿乃是同性恋者。这幅绘画将他画成穿女性内衣的模样,结果引起黑人社区公愤,市议员们公开抨击,警察没收并毁坏该画,作者也被逮捕保护,他是个白人男学生,一幅绘画几乎造成一个小暴动。

一九八九年,出事的则是一名黑人学生的装置艺术作品,题目是「甚么是悬挂一面美国国旗的适当方法?」作者泰勒(Scott Tyler)将一面国旗放在地上,上方有个放置了讯答的笔记本,任何人要塡写笔记本的问题,不可能不踩在国旗上。

上述两个案例,乃是近年来艺术极端政治引发冲突诸多例证的小小代表。每当出现此类冲突,保守的大多数必然极力抨击,而各门各类艺术工作者则以艺术自由作为辩护。然而,这样的问题果真只是简单的艺术自由的问题吗?艺术自由的表象,所掩盖的难道不是艺术已成为政治这个更深刻的问题?卡洛贝克教授身为芝加哥艺术学院教务长,他以艺术极端政治的观点解释这样的现象,的确看出了比一般评论者更深刻的问题。

极端艺术政治在兴起中。它是文化「去严肃化」之后,「好玩的后现代」的反面,艺术工作者以一种不再以对生命的严肃当作基础的方式进行反抗,他们机智的玩著尖酸刻薄而激烈的符号式游戏,艺术不再讲究升华,而成为压抑的反升华的另一侧影。近代艺术在被边缘化之后,尝试重建它和社会的联带关系,但意外的走到以政治代替艺术的这条叉路上。

艺术正在被政治所代替中。美学被简化为社会学和权力这种相对主义的价値主控著一切,它瓦解了旧的限制,但可能也顚覆了美学的根本,艺术被吊到了半空中,只剩下符号替艺术的孤冷做著见证。

 

文字|南方朔  文化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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