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十八世纪初，首先在法国兴起的「汉风」（chinoiserie），原本指服装、装饰、瓷器、漆器、丝织、染色、壁纸、建筑、绘画等工艺和艺术品的中国风格，同时波及诗歌和其他文学形式。汉风西渐席卷了整个欧洲文化领域，不少西方文豪染指中国题材，描绘中国人物，效法中国风格，在戏剧舞台，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德国著名剧作家布莱希特的《四川好女人》，两百多年来，汉风余波仍然绵延回荡。

荣获一九九七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义大利剧作家兼演员达里欧．佛（Dario Fo，1926—）就有一出典型的中国风格的独角戏──一九八〇年创作演出的《老虎的故事》，主角系佛氏本人粉墨登场。剧本很快被译为英文，曾经在义大利和瑞典等欧洲国家多次上演。佛氏获奖后瑞典文译本出版并重新由瑞典剧团演出，笔者有幸观赏了这出熔义大利文化、瑞典文化和中国文化于一炉的精采小戏。

汉风余波

就佛氏的戏剧艺术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而言，首先値得一提的是：六〇年代北京的一家京剧团曾经到米兰访问演出，佛氏以极大的兴趣观摩了风靡欧洲的中国京剧艺术。此后不久，佛氏创作了他的政治喜剧《七戒：少偷一点》。该剧涉及义大利武装警察与示威群众之间的冲突，第一次在义大利舞台上表现政治事件。佛氏还以精神病患者的乖戾行为来象征各个大国争夺政治覇权的斗争。例如，他采用戴着怪诞的狮子面具的病人来象征英国，在病人的一顶大军帽上插着旗帜，就像中国京剧的三角旗，在前台还摆设了三枚象征英国的「狮子纹章」 （Tudor lions）。这种象征性的表现手法，与中国戏曲舞台的以虚代实、以少总多的写意性或假定性是十分接近的。澳大利亚批评家托尼．米奇尔（Tony Mitchell）在其硏究佛氏戏剧的专著《达里欧．佛──人民的弄臣》中指出：「所有这些都类似于以小丑插科打诨的中国戏剧，同时带有『典型的通俗戏剧』（commedia dell'arte）的装饰品──如佛氏在舞台提示中所言。这一场景就其怪诞的大排场而言，很像利特尔伍德（Joan Littlewood）的《啊，多可爱的战争》Oh What a Lovely War里所表现的一战中人的弈棋游戏，但佛氏可能受到京剧更多的影响。」（第48-49页）

达里欧．佛的中国大陆之行

在艺术领域，中国人走向世界，西方人也涌向中国。佛氏不但对中国戏曲感兴趣，而且对中国政治和近代史也有所硏究，这主要是出于他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靠拢共产党的缘故。一九七五年七月，佛氏夫妻曾率领剧团到中国上海、济南等地访问演出。当时的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革命尾声的所谓「批林批孔」阶段。佛氏一方面考察中国大陆政局，另一方面观摩中国艺术，给他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的是大陆的民间小戏和曲艺艺术。

回义大利后，中国之行的见闻和印象使佛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就义大利著名导演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所拍摄的文献纪录片《中国──世界的中心》（1974）与安氏发生激烈争论。佛氏认为安氏将中国大陆的生活方式表现得过于灰暗，甚至有「偷拍下流场景的倾向」（voyeurism），代表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比较悲观的看法，而佛氏对中国的反应则比较乐观。例如，他认为中国大陆的文化革命也有以通俗的讽刺性的流行文化来反对官方文化的一面。

第二件事就是佛氏着手根据他在上海听到的故事写一部戏剧。他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写到他观看的一位曲艺艺人的表演：

有点像我在《滑稽的神秘》中的表演，他重新编织了人民的评论，尽管这些评论有时是平庸的；他表达了他们的牵挂──关于他们的工作、工资和反对林彪的斗争。他刻划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认为孔夫子是一个党的指导员，而他所刻划的另一个人物则没有把握党的最新指示的要点。所有这些都是采用一种滑稽的表演风格，有时还伴之以击鼓。

这位曲艺艺人的节目的具体内容不详，但在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竟然敢说孔夫子是一个党的指导员，这无疑有颇为大胆的反官方色彩。据瑞典报纸的报导，佛氏归国后创作的《老虎的故事》所依据的中国故事的表演者后来一度被打成反革命下狱。此人很可能就是佛氏在回忆录中记述的这位艺人。

从艺术上看，中国的某些曲艺形式尤其是中国的民间小戏与佛氏剧作的类似之处，在于它们压根儿没有西方话剧中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所主张的所谓「第四面墙」，即除了舞台布景设置的三面墙以外，演员心中存有的与观众隔离的那面想像的墙，对于观众来说是能观赏剧情的透明的墙。无论在中国曲艺或小戏还是佛氏的戏剧中，演员都可以自由地从角色中「跳出跳进」，与观众直接交流，与观众「若即若离」。此外，上海艺人是以方言表演的，而佛氏的《滑稽的神秘》（1969）也是采用义大利的方言 Padano表演。他从中国归来带回了上海艺人的底本，并且请人翻译为义大利文。中国艺术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决定继续用他惯用的方言写一部中国式的《滑稽的神秘》──《老虎的故事》。

虎啸与官腔

佛氏的这出独角戏以三〇年代国共两党的内战和抗日战争为背景，以一位新四军战士的口吻叙述。这位战士受了重伤，逃到一个山洞里，洞里的虎妈妈不但没有伤害他，反而在他饥渴时以虎乳哺育了他，并教他如何在森林里求生存。战士伤口痊愈后，虎妈妈让他离开了山洞。可那些与战士一起亲密地玩耍的小老虎已经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兄弟一样，恋恋不舍地跟随着出了山洞。这时，正好碰上国民党的军队到一个村庄抢劫，由于虎啸林涛，许多村民才因此得救。共军赢得战争之后，政府控制了当地的行政机关，他们受到老虎家族的威胁，接着共产党的政治家发表了评论：

这时来了一位党的政治领导为我们喝采并且说：「干得好，干得好！发明老虎是惊人的创举！我们的人民有世界上别人没有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干得好，干得好！但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跟老虎打交道了，我们必须把牠们送回森林里去。」

「为什么？我们与老虎相处得这样好，我们是朋友。牠们感觉良好，牠们保护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能这样，老虎有目无组织纪律的倾向，牠们不懂辩证法。我们不能给老虎在党内分配一个角色，如果牠们不能留在党内，牠们也不能待在基层。听从党指挥！让老虎回森林去！」

我们对他们说：「是，是，我们送牠们去。」

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把牠们关在养鸡场里。外面是鸡群，里面是老虎。当那些官僚经过时，我们就给老虎一个教训，牠们便说：「卑鄙的手段！」

官僚政治家看了一会，然后说道：「有老虎味的公鸡，滚开。」

接着的剧情是，愤怒的老虎驱散了共产党的「新政权」，接着又来了日本鬼子，人民又一次借助老虎的力量驱散了敌寇。抗战胜利后，

又来了一位新领导，他对我们说：「干得好，你们前一次不服从领导是对的。他也是一个修正主义者，反革命。干得不错！只要有敌人，人民就必须始终有老虎。但现在不需要了。敌人已经逃跑了……老虎最好快回到森林里去。」

「什么，又是这样？」「服从党安排！」「根据辩证法？」「是的！」「啊呀，原来如此，为了辩证法。」

但我们仍然让牠留在鸡场里。运气好，因为蒋介石的军队卷土重来，由美国佬武装，有大炮坦克。他们来了，很多人，很多人。

「老虎！！！」「啊呀呀！！！」

他们像一阵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把他们赶至海峡彼岸。一个不留，现在没有敌人了。然后所有的领导人都来了，人人手持红旗……他们挥舞着……他们欢迎我们！他们来自党，来自军队。他们是高级将领，比中央领导还高，大家都鼓掌喝采：「干得好！干得 好！干得好！你们不服从是对的！老虎必须始终与人民在一起，因为牠是人民的一部分，人民的创举。老虎将永远属于人民……在博物馆里……不，在动物园里，始终在那里！」

「什么？在动物园里？」

「服从！现在再也不需要了。我们不需要老虎了，我们再也没有敌人了。又有人民，党和军队。党，军队和人民是同一回事。自然要有一个领袖，因为如果没有人领导，就没有个头，没有个头，也就没有讲辩证法的地方。一个领袖是由辩证法决定的。他自然是从上头来的，然后要在基层发展，在基层面对面地讨论由上头发布的安民告示──这种东西不是靠权力进行不公平的分配，而是一种坚固的永恒的等式，因为牠将适合于一种行之有效的观点中，观点是从下产生的，目的是要向上集中，但也自上而下地表现在一种积极的相互的民主关系中……」

「老老老老虎！（模拟对领导发起强暴的攻击）」：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根据瑞典文译本译出）

反讽与讽剌

要理解这出虎戏，首先得了解佛氏的反讽和讽刺艺术，尤其是两出在我看来与虎戏密切相关的戏剧，即佛氏的《滑稽的神秘》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虎戏与《滑稽的神秘》的确如姊妹篇一样。《滑稽的神秘》借用了《圣经》题材，有不少类似于中世纪的宗教戏作中的独白。主角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一个贵族不但夺去了他的土地，而且强暴了他的妻子。他在绝望中意欲自杀时来了一个陌生人，他将最后一点食品与陌生人分享。来人原来是耶稣，耶稣的开导打消了他自杀的念头，教会他如何用「尖刻的舌头」作武器来抗争和自卫，从此他开始了周游世界讽刺权贵的滑稽家生涯。显然易见，这个滑稽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佛氏自身的写照。瑞典文学院的授奖颂词称：「他仿效中世纪的弄臣以鞭笞权威维护被践踏者的尊严。 ……他对『弄臣』（gyclare）一词的真正含义的领略比任何人都要深刻。他亦庄亦谐，将笑与泪揉合起来，让我们睁大眼睛看到社会的不公和不义，在作品中展现了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西方的弄臣，如莎士比亚的《李尔王》和《暴风雨》中的「傻瓜」，都是插科打诨的小丑式的角色，以其近乎疯言疯语的台词揭发人性的丑陋，道出人生的真理。这种「傻瓜」与中国式的宫廷弄臣极为相似，或像司马迁的《史记．滑稽列传》中秦始皇身边的优旃一样「言非若是，言是若非」，婉言讽谏。其艺术特色在于西方颇为流行的反讽（irony）。佛氏同样长于反讽，而且是一位极为严肃的讽刺家。他或「借古讽今」，或直接干预现实的政治题材。除了布莱希特的影响以外，佛氏继承了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哲学家苏格拉底、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和前苏联诗人兼剧作家马雅科夫斯基的传统。佛氏自己说：「没有什么能像讽刺一样深入人的心灵和理性。……讽剌的目的是报导现实的民主之终结的第一声警钟。」

另一出戏《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佛氏一九七〇年创作演出的最为著名的喜剧，我之所以认为应当与虎戏联系起来看，是因为两者都表现了佛氏对共产党的鞭笞和讽刺。该剧是根据一九六九年在义大利发生的一起扔放炸弹的爆炸事件创作的。官方把这次恐怖活动的肇事者归咎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在审讯此案时，一个被当作嫌疑犯的无辜的铁路工人据说从十五楼跳楼自杀。多年后案情水落石出：这位工人实际上是被有共产党背景的警察从窗口推下去的他杀；炸弹爆炸的肇事者是三个右翼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其中一人竟然是有共产党背景的国家安全警察委派的人。佛氏基本上采用这一真实事件为题材，在该剧的英译本的导言中，佛氏指出：「该剧的巨大的挑衅性的撞击，是由它的戏剧形式决定的：这出根植于悲剧戏剧成了一出笑剧──权力的笑剧。……观众逐步淸楚地认识到，他们是在笑那真实事件中的整个时代，就其残酷性而言那些事件是罪恶的汚秽的，这是国家的犯罪。……这一悲剧性的笑剧……两年多来在整个义大利不断重复，已经被五十多万人民看到。上演以后观众每天的讨论，使他们对全国日益发展壮大的新斗争，得到更淸晰的认识。

对中共的嘲笑和批判

如果说，佛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他与腐败的义大利共产党最后决裂的信号，它的矛头所向，主要是针对义大利地方主义坐大时在某些地区握有相当权力的义共，那么，他的《老虎的故事》则是对大权独揽的中国共产党的尖锐嘲笑和深刻批判。自从佛氏与义共分手之后，他对于中国历史、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认识显然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佛氏在他的《虎》戏的序言中指出该剧的讽喩意义；老虎象征着自我意志和自我教育的精神：「老虎所具有的另一鲜明的也许最根本的讽喩意味在于：当一个人绝不把任何事托付给别人时，绝不试图求别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人就有了这只老虎……」科尔比（Vinete Colby）编辑的《世界作家，1980—1985》一书中，敍述佛氏文章下涉及该剧时更挑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其寓意在于：如果你是一只『老虎』，你就必须绝不推诿责任，绝不期待别人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绝不要信任一个政党──政党是理性和革命的敌人。」科尔比的这一诠释，与佛氏本人的观点是一致的。

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军民之间所谓「鱼水情」的关系，最浓密者也许是「革命舞剧」《沂蒙颂》的情节，表现共产党军队里的一个负伤的战士，在饥渴昏迷中得到老解放区的一位大嫂的乳汁解渴救命。在这个虚构的革命神话中，「党，军队和人民是同一回事。」但是，这句话在《老虎的故事》中以滑稽的模拟从一个共产党的官僚口中说出来时，就显然具有极为鲜明的反讽意味，因为剧情向观众展示的是：党、军队和人民绝不是一回事，而是完全具有不同的根本利益冲突的社会集团和群体。佛氏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让一位新四军战士，竟然在危难中得到了虎妈妈的哺育，而虎妈妈之救人，并非出于革命的动机，可以说，虎妈妈乃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仁德的化身。这一点使人想到佛氏观看过的上海曲艺节目中所刻划的那个人物，他认为孔夫子可以胜任党的指导员。在中国古籍《易经》中，第十卦「履卦」曰「履虎尾，不咥革卦」的变卦中有「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君子豹变，其文蔚也」之语，可见后来被孟子用来比喩苛政的猛虎，以及与虎并称的豹子，实际上在中国远古时期还有与人和谐相处的一面，其虎纹豹纹之彪炳耀目蔚然成章犹如「革命」大人或贤达君子之灿烂的勋业。在佛氏的《虎》戏中，虎妈妈教养下的初生之虎，后来成为威武之师，虎啸神威，不但驱赶了抢劫老百姓村庄的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按原文直译应当是游击队，但那时的「国军」乃正规军队，并无游击队，只有共产党才有游击队），而且后来一度驱散了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因为「新政权」一上台就要把立下大功劳的老虎赶到森林里去。

剧中由演员以口技模仿的虎啸，始终是对共产党官僚的装腔作势的政治报吿的尖锐嘲笑。对于这种空假的演说，在中国大陆走马观花的佛氏竟然以漫画手法模拟得那样维妙维肖，不得不让曾经领教过这样的训话的笔者佩服。这番表演刻划了官僚可憎的嘴脸，揭穿了所谓「民主集中制」的谎言，还可以使熟悉中国文化的人们想到司马迁《史记》中所记述的深明「功成身退」之理范蠡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千百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历代政治家均扮演了这样的忘恩负义、禽兽不如的角色。佛氏出访中国大陆以及归国后创作《虎》戏之时，文革劫后余灰，诸如曾经被毛泽东称赞「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早已罢官而含寃去世，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已被残酷迫害致死，林彪不明不白摔死温都尔汗，与「四人帮」一起成为中共罪恶的替罪羔羊，连孔夫子也要赔着一起接受「革命大批判」，共产党的一大批虎将文官都遭受了同样的厄运。佛氏对于文革的这一切悲剧性的后果，无疑多有所闻。剧中的仁德、威武、正义的通人性的老虎与残忍、自私的无人性的共产党政治家构成了反讽的对比。因此，该剧作为寓言剧或讽喩剧，无疑与他对文革的认识有关。甚至，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佛氏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艺术总结和对文革的影射。当然，总而言之，它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

 

文字｜傅正明  文字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