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曾经在著名歌厅「丽都皇宫」驻唱的红牌女歌星小蝶，因为歌厅建筑在拆除改建之前的纪念演出而重回旧地；风华岁月的记忆依旧淸晰，但知心姊妹多舛的命运（痴情的凤萍客死异鄕，豪放不羁的莲茜因酗酒而亡），和自己一段遗憾以终的纯纯恋情，却也让她感慨不已；但最后在密友露露的苦心安排之下，小蝶终能与当年钟情的男子、和凤萍身后遗下的儿子重逢，为一段温柔的女人情事划下圆满的句点。

在香港叫好叫座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里，著名编剧杜国威以这样通俗的题材、敍事的纯熟技巧、和轻柔感伤的情调，描述了一段动乱时代中的女人情事。剧作者轻松流畅的敍事笔调，虽然大约可以抚平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被现实与历史烦扰不休的情绪，但也由于对戏剧冲突刻意简化的处理，而使得《我》剧少了让人反复咀嚼的余韵。《我》剧的戏剧时空，被放置在一九六〇年代香港发生左派暴动的期间，但这样一个几乎扭转香港而后数十年发展的重大事件，剧作者却只用以提供一个改变小蝶命运的机会（顶替因为受阻于交通管制的大牌歌星），除此之外几乎完全不加著墨。因此，在缺少外在环境剧烈变动的对照下，剧中人物的境遇与彼此间的冲突就显得琐细，缺少憾动人心的深度与力量。此外，剧作者对于角色形象（尤其是男性角色）、歌厅生态（如小蝶的姊妹们与婉碧的纷争）、和情感关系的处理（如凤萍对Donny的痴情），也有过於单调刻板的问题，更无法深刻地表现出回忆与现实、聚散分合、歌舞升平与乱世浮生的强烈对比。

因为有这样一些问题，《我》剧虽有成功的小品之作的潜力，却也不无被演出者推向粗糙滥情的可能。

而在本地剧团俳游场的制作中，我们就看到这样的情形。

《我》剧的戏剧动作的完成，其关键就在于时空转换之间的流动感，以建立回忆与现实场景的对比，和个别人物的心境变化。但《我》剧导演对舞台空间拙劣的处理，却完全破坏了这样的流动感：我们只看到几乎不断、不必要的暗场换景，混淆不明的舞台区位，支离破碎的场景，和演员在台上呆板的走位。空间关系的运用既是如此，导演对於戏剧情境与人物心境转换的掌握，更不能不让我们对导演的能力有所质疑：无论是冲突或者抒情，无论是陷入回忆的温柔或面对现实的无奈，我们都完全无法从演员夸张却粗糙的表现中，看出导演对情感与心理深层的处理，却只能摆弄一些做作而滥情的姿态。其他诸如对语言（台湾国语与广东国语毫无道理的穿揷）、戏剧时空（刻板地将左派暴动置换为白色恐怖）、戏剧氛围（麻将一场的不知所以）各方面的处理，都只是让我们更加怀疑导演的品味、对历史与文化条件的理解、和对剧场的基本认知。

演出风格混乱冲突

导演的表现如此，演员的表现令人失望，似乎也就不足为奇。

对于《我》剧以不同剧团与表演领域（包括音乐、影视与伸展台）的「跨界合作」，作为宣传的重点之一，笔者（因为过去诸多的「惨痛」经验）原本就不抱持太大希望，而实际的演出结果也只是证实了笔者「先入为主」的想法。就以几个具有「专业」剧场背景者的表现来看，除了风格上的混乱冲突之外，或者是漫不经心的轻浮态度（如露露与Bobby母子，如保叔），或者是浮夸虚矫的滥情姿态（如凤萍），或者是刻板僵硬的肢体（如白浪与沈家豪），都只是再次印证「专业」二字在本地剧场所受到的残暴对待。至于其他几位业余演员的表现，则几乎只能以「不忍卒睹」形容之：呆板（如小蝶）、俗不可耐（如婉碧）、做作肤浅（如Donny与林先生）、粗糙且不知节制（如莲茜）的诸多问题，一方面反映了这些演员本身的局限，同时也暴露了导演在选角与琢磨演员方面的无能。其他诸如口齿不淸、节奏感阙如、舞台画面的极不协调（因为演员身高的差异）等等问题，更让《我》剧的表演成为无法收拾的一场灾难。

全剧唯一在表演方面让人不那么难堪的是饰演大鸡陆的毛学维：简单的自然写实和随性的幽默感，让他不仅成为台上唯一会吸引观众目光的焦点，也更对应出其他角色的贫弱难堪。

导演与演员的表现令人难以忍受，《我》剧的舞台视觉与音乐几乎也是「不遑多让」。

对于《我》剧粗糙的舞台布景，笔者实在不知如何看待：想要以经费不足的理由为设计者开脱，却还是无法忍受那么多的破绽和因陋就简，和毫无美感与创意的画面：一块用以分隔区位的黑幕，不仅移动的方式笨拙，甚至连遮蔽的宽度都不够（隔出观众区的场景，却露出一大截后台的化妆台）；镶著一些镜子碎片的化妆台，和那些既无风格、制作粗劣的桌椅，不知如何表现出歌厅曾经有过的风光岁月；至于剧末那几只打在「黑幕」上的蝴蝶（投影），即使在经费拮据的情况下，也是完全无法被原谅的错误。

《我》剧的服装设计，也表现出设计者对观众的视觉的粗暴态度：剧中的表演服装（包括女歌手与男性乐手），像是将婚纱摄影礼服店里所有展示与库存的礼服一次出淸，不问时代背景、不问设计风格、不问人物特质，只是对观众在视觉上的虐待，再加上演员僵硬的肢体与刻板的动作，整场演出就更像是一次胡乱拼凑出来的「摄影礼服大展」；至于其他日常的服装，或者表现出相当糟糕的品味或时代感的错乱（如Donny和沈家豪），或者毫无风格特色可言（如小蝶与露露），或者就是连基本的整烫都完全不顾（如林先生），几乎毫不掩饰那种因陋就简的态度。

至于灯光的部分，笔者只能说：除了让观众勉强可以看淸楚舞台之外，对于情调氛围的建立、人物心境的烘托、或戏剧动作的引导则毫无助益。

即使不考虑一些技术上的瑕疵（如舞台歌声的音效品质）、或大部份演员的歌唱能力之令人难堪，《我》剧的音乐品质与风格也令人相当失望。创作者以「群星会」时期的歌曲作为背景，与戏剧故事的时代背景若合符节，却又以自己创作的当代音乐（〈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和〈垃圾桶〉），破坏了音乐风格的统一，不仅扼杀了怀旧的温柔，也未能产生任何对比的趣味。此外，除了音乐带之外，全场的音乐只靠一架钢琴支撑，不仅与一般歌厅的乐队编制与音乐风格相去甚远，单薄的音乐质素，更无法让观众感受到「丽都皇宫」歌厅曾经乐声缭绕不绝的风华时光。

无法建立全剧观点

就如同去年台北故事剧场的《花季未了》一样，俳游场《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演出，其实相当程度地反映了本地近来「怀旧」与「女性观点」的文化风潮。辜且不论创作者在这类型作品中所描述的女性观点或戏剧情境，是否真正能启发或刺激观众对性别与历史议题的思考，温柔与抒情总是能够对观众的情绪／情感有某种安抚的作用，或许也有建立观看人性与历史的另一种视野的可能。

但像《我》剧这样一个粗制滥造的演出，不仅无法建立起任何观点，甚至连原著剧本中的温柔与抒情，也被破坏殆尽。全长接近三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的演出，只是让人坐立难安，让人随时有将演出打断或中止的冲动，毫无流动的愉悦感。

《我》剧的演出，只是再一次印证了笔者对于本地剧场的一个看法：题材选择的通俗与否，迎合大众趣味与否，实验精神的有无，意识形态的开放或保守，其实都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本地剧场令人忧心的还是在于演出的品质问题。像《我》剧这样一个通俗讨喜的故事，都可以被处理成如此令人「骇人」的模样，而在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却又看到演员们捧著大把鲜花、陶醉于（为数不多的）观众掌声与叫好的表情，我们如何能不对本地剧场的未来忧心忡忡？

 

文字｜陈正熙  国光艺校剧场艺术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