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尔达（1930-2000.1）在近代古典音乐界里，算是有史以来最激进，有著最强烈实际行动的思想革命军。他不只在音乐上，甚至在言论上，都一直不掩饰、不虚伪地致力于实现使命。而他也是唯一一位，能够横跨古典与爵士的古典音乐家。
几年前，在一张影碟里，看见已经步入老年的固尔达，全身赤裸裸、一丝不挂地与他的伴侣、同样也是一丝不挂的女打击乐家Anders，在多变的灯光下，尽情而自得其乐地作即兴演出时，我就知道，固尔达永远是固尔达，永远是一位不顾社会习俗外在形象的革命斗士。
这位出生于一九三〇年的奥地利钢琴家，在今年初过世前，曾经特别吩咐：希望在他死后，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讣文。他甚至曾经先假装已经死去，为的只是先看看世人对他死讯的反应。固尔达在近代古典音乐界里，算是有史以来最激进，有著最强烈实际行动的思想革命军。他不只在音乐上，甚至在言论上，都一直不掩饰、不虚伪地致力于实现身为「世界性」音乐家的使命感。而他也是唯一一位，能够横跨古典与爵士，并与Chic Corea等爵士大师们相衡较量而毫不逊色的古典音乐家。
退还「贝多芬指环」
固尔达的怪异，绝非像现代一些音乐家，是为了炒作知名度。这位十六岁就获得日内瓦国际钢琴大赛首奖的钢琴家，有著过人的音乐天赋和记忆力，而他所追随的老师也都是一流的名师，如钢琴家Bruno Seidlhofer，而理论则随Josef Marx学习。当固尔达还是以古典音乐家身分巡回各地演出时，就经常以在几个星期之内，连续演出全套的三十二首贝多芬奏鸣曲，或两天弹完全部的巴赫平均律等惊人的成就闻名。而在一九六九年国立维也纳音乐院贝多芬国际大赛的委员会（Komitee des ''Inter-nationalen Beethoven-Wettbewerbes" der Staatskademie Wien）决定将音乐界中象征著至高荣誉的「贝多芬指环」（Beethovenring）颁授给固尔达（在此之前曾经得过此奖励的演奏家有：Wilhelm Backhaus、Wiener Phil-harmoniker），他却在接受颁奖时公开地对整个维也纳音乐界批评维也纳音乐院的陈腐教育制度，还有古板老旧的传统。而且，他当场说出了他所认为应吿诉大家的贝多芬的使命：「我曾经是个音乐革命家，你们都应该和我一样，然而你们却被教育成为了一群顺从的音乐官僚。」他并提出了四条改革维也纳音乐院教育方针的建议，并表示颁奖单位同意接受他的建议，他才愿意接受颁授的「贝多芬指环」，否则他就要退还此荣誉。当然，颁奖单位视此举为公然的毁谤和侮蔑，于是固尔达就在一九六九年六月把「贝多芬指环」退还给了维也纳音乐院。同月，并于维也纳音乐节（Wiener Festwochen）中演出了全部的三十二首贝多芬奏鸣曲以示抗议，借此展现他心中真正的贝多芬精神。
走回赤裸的自我
固尔达在演出生涯的巅峰时期（一九六二年左右），突然对古典钢琴演奏的生涯感到空虚厌烦，他开始尝试以即兴爵士的表达方式来与听众沟通，并希望能够藉著这种拥有著无限精力与能量的表演方式，让音乐与人类融为一体。
这时期的「音乐家」固尔达，头上绑著花色布条（花巾），尽情致力在钢琴上即兴。他弹奏，有时也高歌；他玩独奏，有时也与Big Band合奏；他吹长笛，有时也吹bariton Saxophone。他遨游于世界各民族的音乐之间，希望能够以声音传达大自然中活生生的张力与能量，他怪异的举止和行动，推翻了整个虚伪、刻板、做作的古典音乐世界。
其实，固尔达的思想与欧洲六〇和七〇年代的思潮有著极大的关联。他一直奋力对抗传统的拘束、限制，还有外在物质名望的诱惑与捆绑，一心想走回赤裸的自我、与大自然的无限精力之中。不同于其他拥有敏锐触觉的艺术家们隐约而不直接的抗议，固尔达总是选择革命性的顚覆和煽动性的直接对立。
当笔者在七〇年代，初到奥地利求学之时，正値固尔达徘徊于古典与爵士乐之间的过渡时期，因此听到了他各式各样的演出；从巴赫的全部平均律、莫札特的协奏曲，到爵士即兴，无时无处都可感受到固尔达无比淸醒的冷静稳健，及随时掌控乐思的作曲家能力。在钢琴上，他似乎刻意完全脱离主观情绪的束缚与滥情。
固尔达革命性的作风，与顚覆传统的精神，其实是一种艺术家不屈不挠的风范。他影响了一代音乐家的观念，也掀起许多人的省思。而从他造就出来的女钢琴家阿格丽希（Martha Argerich）身上，我们也似乎看到了传承自固尔达的艺术理想与骨气。
文字｜叶绿娜 钢琴家、国立师范大学音乐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