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香港在柏林」文化节的成果,真正突显香港文化风貌的,是电视、电影与静态展览。在表演艺术上,香港的地方代表性却显得十分不足。若问,到底香港现代表演艺术创作走到了哪里?经历过这次文化节洗礼的人,并无法得到任何的认知。
自七月二十九日起,德国柏林世界文化馆与香港当代文化中心联合举办「视界-香港柏林当代文化节-香港在柏林」。此文化节其实包含两大部分:「香港在柏林」与「柏林在香港」,也就是说,先将香港的当代艺术介绍到柏林,其后再将柏林的现代艺术展示于香港。这个大型的国际活动,将为欧、亚两洲的文化交流揭开新的一页。而以「视界」为名,可说是取开拓视野之意。两地的主办单位均希冀能透过这次文化节的举办,将柏林及香港两大都会重新定位。
到底这两个城市有何共同点?为何主办单位有重新定位的呼声?这就要溯源到其政治上的转变。柏林与香港,一个曾为西方民主的孤岛(在此指统一前的西柏林);一个曾被英国殖民了长达九十九年。两者可说均在共产主义的环伺下,保有其独立地位,更在本世纪面临了重大的历史性转变。在全球世人的密切关注下,柏林围墙倒下,东西德于一九八九年统一,柏林不再是孤岛,而成了全德国的首都;一九九七年香港则在「移民」或「留下」的纷纷扰扰中回归中国大陆,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大陆「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却只让香港的民主人士更加忧心忡忡。
经过巨大的转变,一个全新的世局使两大城市面临本身转型及重新定位的问题。柏林要积极建设满目疮痍的东柏林,整合东西城区,迈向现代化与国际化;香港则在一国两制下迷惑自问:未来的走向是华化、西化,还是「香港化」呢?
文化、艺术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可是由于它的影响是间接性的,使得人们经常忽视它的重要性。对柏林而言,丰富的文化、艺术不仅可以为城市带来更多的活力,亦是打开国际大门的重要催化剂。而对于早已十分国际化的香港,深为诟病之处,在于它的文化与艺术不仅十分西化,更一直停留在商业娱乐的层面上。因此,推广香港独特的文化传统与促进香港与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借此提高文化、艺术的水准与层次,在只向钱看齐的潮流中灌注一股清流,是身为主办单位之一的香港当代文化中心的重要使命。
多元化的节目内容
这次文化节的内容多元地著实令人目不暇给,有来自十六个亚太城市的艺术家们共襄盛举。在展演部分,除了「黑箱作业」等视觉艺术展览、以及香港电影的播放之外,表演节目则有香港歌手黄耀明的「人山人海」演唱会、剧场节目「一桌两椅」系列和音乐剧《四大发明》。除了这些活泼的节目之外,当然也有比较严肃与知性的一面,如「城市文化」会议,邀请二十位香港、柏林的学者、评论家及决策者等,就「城市文化发展」的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与交流。还有针对「一桌两椅」与「四大发明」音乐剧举办的座谈会,让观众能有机会与表演工作者对话、交换意见。
早在文化节开幕之前,世界文化馆前的水池上已矗立著由香港建筑师严迅奇为这次活动设计的建筑装置「竹亭」,由诸多硕大笔直的竹枝交错架构出一个透视空间。竹亭以竹竿这种具有东方风味的素材结合西方的三角几何概念,又在建筑中勾勒出圆弧线条,与素有「怀孕的母蚌」之名的世界文化馆的弧形屋顶相互辉映,在水池中展现美丽绰约的倒影,令人印象深刻。
而竹亭平台随著走道延伸至池中,夜晚时,一轮明月垂挂天边,是月光,也是舞台灯光,反照著水波粼粼,成了「一桌两椅」室外演出的天然舞台背景,而竹亭开放式的空间,也提供表演者在演出上更多的可能性。
艺术交流的重头戏──「一桌两椅」
自一九九七年以来,香港每年均邀请亚洲各地的艺术家参与「一桌两椅」的演出,其构想取自京剧的开场景──简单的一张桌子及两张椅子,故事则在演员的娓娓叙说中铺陈开来。然而,在「一桌两椅」中,演出者并不受限于京剧的规范,只需在短短的二十分钟内,赋予桌子、椅子不同的意义,或衍生情节、或无情节,进行个人化的自由即兴创作。除了分别来自台北、汉城、东京、孟买、澳门、北京、四川的八个亚洲表演团体外,四个柏林的表演工作者亦受邀参与演出,或单独、或与亚洲艺术家共同合作,在短短的二至三周内展现合作的成果,充分体现了艺术交流,并寻找彼此的优缺点与融合的可能。
其中,来自台北的「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演出Lecture on Nothing,尤其令人耳目一新。导演魏瑛娟一反戏剧成规,大瞻尝试无情节、无角色、无台词的实验作品,将一切表演因素做最低调的处理,诠释尼采的虚无思想──「无即有」(Nothing could be everything)。尼采的哲学赤裸地揭露现代人的徬徨与迷失在虚无中,因此强调克服颓废、热爱生命。而导演魏瑛娟的戏剧则流转于空无与存在之间,但见一男一女分坐于桌子的两端面对观众,两人之间没有任何实质的关系与交集,各自局限在自己的椅子上,转移身体的重心,不同步调地摆出一个又一个夸张倾斜的姿势,他们的眼神却一直凝聚在观众身上,在似有似无中引人玄思。当演员将日常生活中的叹息声、喷嚏声等拉长尾音或加以抑扬顿挫,即构成特别荒谬的音效,营造出一股奇特的戏剧张力。
对来自汉城的Hobin Park与Seongjoo Joh而言,一桌两椅则是吃饭、划酒拳的地方,是冲突的地方,也是谈判的地方。在两部舞作《谈判》Negotiation!及《别吃椅子》Don't Eat the Chair!中,桌椅的角色一直在转变,从家具变成食物,从食物变成抗争的武器,忽然间又只是纯粹的杂技道具。两位舞者Chang Jo Han、Dae Gun Lee的舞技,在这次「一桌两椅」的表演团体中可说是最出色的,其赋予肢体强烈的动感与力度,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尤其对桌椅在空间上的不同组合与转换,呈现诸多有趣的切面,将身体与桌椅的关联发挥得淋漓尽致,只可惜丝毫没有想像空间与深度内容让人寻味。
东京的松岛诚与香港的龙植池演出The Mandarin I and II,将演出的空间扩大延伸到池岸,置两张椅子于长桌上,于舞台上另创舞台,更把观众带上长桌共同演出。靠著机灵的临场反应跟观众做最直接的接触,颇能引起共鸣,只是流于救国团式的带动唱,艺术层次不高。
「一桌两椅」的构思极好,也是此次艺术交流的重头戏,让艺术工作者参与过程中的每一阶段,学习宝贵的经验。然而,这次出色的演出多是团体自己的作品,并非跨文化的合作成品。由此可见,短期合作的弊病在于演出品质的低落,尽管有时也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良性意外却不多见。不论如何,「一桌两椅」对表演工作者的刺激与成长,仍有绝对的正面影响。
「黑箱作业」与《四大发明》
自一九九五年起,香港团体「进念二十面体」便开始「黑箱作业」的工作坊与展览,由学生、老师及艺术家共同设计装置一立方呎的黑盒子。「黑箱作业」著宵打破了艺术工作者与非艺术工作者的界线,让艺术创作不再只是艺术家的专利品。这个计划成功地达到了创作艺术与潜移默化的教育功能,至今已有超过一百间学校,三万以上的学生、老师、家长及艺术家参与过「黑箱作业」的创作,四百件作品业已陆续巡回到日本东京、澳门、哥本哈根展览。
但见柏林世界文化馆的大厅里置满了小黑箱,等于是在展场内另有展场,因为参观者得打开盒子,才能探知其中的奥秘。密闭不透明的黑盒子,代表不为人知的高度机密,而影射暗中进行活动的黑箱作业,在此则成了单纯的学生作业。学生们根据个人对香港的认知、体验,在小小的盒子里呈现城市的众多切面:有贴满明星贴纸的,有精致的西式婚礼,有塞满烟屁股的盒子,还有恐龙世界等,多采多姿,让参观者个个带著好奇的心情,去发掘其中的异趣。
进念二十面体的音乐剧《四大发明》,是一九九九年底香港庆祝千禧年的活动之一。中国的四大发明虽然是火药、印刷、罗盘、造纸,可是导演荣念曾却只撷取「发明」二字,并以黑箱作业为出发点,进行多媒体的创作。对他而言,「黑箱是悲痛教训的箱子,因为每当我们打开黑箱的时候,都是在灾难发生之后。借由它我们可以找到原因,解决问题。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黑盒子,里面装著自己的经验与故事,也装著创造的潜能,惟有发掘自己的黑盒子,我们才能施展自我。」所以要发明就要发现。导演企图透过此剧,触发观众去打开个人的黑箱,开发自我。
一道又一道的白幕营造出空间的层次感,随著布幕的转换,呈现不同的舞台景深,再加上光与影的交织,带领观众进入一趟影像奇旅中。布幕上,只见中英文夹杂的字串不断地交替,诸如「四大皆空」、「四大原则」、「他的欲望是他的矛盾」、「他的矛盾是她的开始」、「In the beginning it was God.」、「You have seen nothing. I have seen everything」等等,这些却不过只是一些在实质意义上不具有任何关系的联想锁链,随著接二连三的问题如「What is this?」、「What does it mean?」、「What is this performance?」,使得观众亦不断以同样的问题询问自己,甚至询问问题背后的意义。然而,随著布幕与影像的交叠,整出剧无形中自成一个巨大的黑盒子,令人难以探知其中乾坤;再加上穿插了川剧、粤剧、中国革命样板戏等等,内容看似丰富,却使得整出戏显得十分杂乱、涣散与冗长。
唯一値得赞赏的是,身著黑西装戴白手套的男演员,拿著黑盒子陆绩出现于舞台上。他们没有角色、没有任何台词、也没有故事,只展现与黑盒子的多元关联:有些小心地保管它,有些不愿打开它,有些则时时探究它。相对于他们,一个全身赤裸的男演员双手拿著密闭的黑箱,默默无语地面向观众,裸露的身体与隐藏于黑箱内无法透视的心灵,形成强烈的对比,意境深远,引人遐思。
落幕之后的文化省思
为期一个多月的香港文化节于九月十日正式落幕,这是香港九七回归后首次举办的大型国际活动。审视其成果,这次真正突显香港文化风貌的,倒是电视、电影与静态展览。在表演艺术上,香港的地方代表性显得十分不足,大部分的表演工作者来自其他的亚太城市,而且跟香港艺术界并无密切的合作关系,让人觉得这次参加演出的团体是东拼西凑而来的。若问,到底香港现代表演艺术创作走到了哪里?经历过这次文化节洗礼的人,并无法得到任何的认知,殊为可惜。
香港是商业丛林,是文化荒原,若要转型成为亚太文化交流中心,不单单要汇集亚洲其他地区艺术界的各路人马,更要奠定本身的文化特色,而这些都得经过长期累积才能有所成果的。柏林世界文化馆总监Dr. Hans-Georg Knopp形容艺术文化交流工作如同冰山,我们只能看到浮在水面上的百分之十,水面下的百分之九十是看不到的,而水面下的却是导向成功的主要部分。因此对双方的主办单位而言,文化节只是一块基石,惟有彼此在文化政策及实质运作上建立长远的联系,才能有丰硕的果实。
文化节的落幕意味著另一个开幕,因为从十一月起,它的第二部分「柏林在香港」转移阵地到香港举行。在柏林长期从事前卫艺术、并在自由剧团的圈子里崭露头角的Jo Fabian、Anna Huber等人,受邀以「Time-Body-Space-Media」为主题演出,柏林的特产「爱情大游行」也要进口香港,更有香港学生对柏林城市风貌的录像纪录及其他的静态展览。「柏林在香港」会是怎样的盛况呢?香港人能接受柏林的前卫艺术与柏林techno音乐的疯狂、颓废吗?结果著实令人期待。
文字|林冠吾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