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已目睹权力更张的世纪之歌，这样的经验难道还不足以令吾人再论「文化与政治」时，掌握更世故宽广的空间，而不再自限「抗争」位置？当昔日的反对论述完成革命企图、正式执掌权力之际，过往主宰性的文化政策及晩近反对性的文化抗争，是否都可放在同样的历史天平上，接受衡量分析与检验？
近日文化人士入阁的消息一经披露，文化记者纷纷表示欢迎，俨然游内阁将以「文化立国」，令人耳目一新。诚然，也有识者指出，游内阁的宜兰经验虽是以「文化立县」，重点在「立县」而非「文化」，然而相关报导对新内阁「文化立国」的乐观期待，无论是否出于对新人新政的善意，恐怕都不能不触动文化人心中长久的疤痕。
「文化」与「政治」的挂钩，对于台湾人而言绝对不是新鲜事；文化人入阁，乃至文化与政治的结合，对经历如此民主洗礼的人们而言，更不必是善或恶的。不论是日据时期，后来的国民党执政，乃至晚近反对运动与另类文化的策略结盟，都有利弊，好坏成败见仁见智，端看识者的位置与角色。正因台湾人已目睹权力更张的世纪之歌，这样的经验难道还不足以令吾人在论「文化与政治」时，掌握更世故宽广的空间，而不再自限「抗争」位置？当昔日的反对论述完成革命企图、正式执掌权力之际，过往主宰性的文化政策及晚近反对性的文化抗争，是否都可放在同样的历史天平上，接受衡量分析与检验？
也正因为如此，文化人入阁，甚至对文化具有「企图」的施政迹象浮现，反而是我们思量所谓「文化与XX」之类、跨界结合政策的时机。近年文建会力主的「社区总体营造」恰好是个値得不断研究注意的事例。城鄕不均一直是致力民众福祉者心中的原罪；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由中央而地方，放眼整体社区环境的建设，而非仅观文艺内容，确实是大刀阔斧之举。明显所见的是「文化结合产业」、甚至「产业文化化」，似乎都对地方产业提供另类思维，贡献何在，地方知之甚深。
我们不妨较细腻地思考「文化产业化」的弦外之音。既是产业，当有消费，「文化产业化」的消费对象，通常遥指本国或外国观光客；「文化产业化」的政策论述，因此往往涉及「观光工业」想像，而「文化观光」又经常影响观光地「区域认同」的策略运作。是以，近年国外文化人类学界均已开始正视「文化观光」或「文化产业」议题，乃至它对观光地人民文化认同的挑战。「文化产业」因此不再被简化为一项刺激地方产业的经济活动，它对地区文化的冲击，更日益成为重要的学术议题。我们的文化艺术界是否也认同相关的思考呢？究竟「社区总体营造」所带动的地区「文化产业化」，与此政策所暗示的「文化观光化」，将如何形塑台湾各地居民的文化生活？这会是文化政策里亟待弥补的一页空白吗？
另一相关的文化政策，便是近年在表演艺术界里「甚嚣尘上」的「艺术产业化」论述。笔者曾在他处为文提醒，「当我们极力为『商业剧场』举行『去污名化』的仪式、推翻『艺术vs. 商业』的二分法时，我们是否认为『表演艺术』的市场法则，完全等同于其他产业的市场法则？」（注）如果主管文化者肯定表演艺术的市场机制，那么文化主管的具体支持，是否当在削减「表演艺术事业」（或产业）的市场危急，乃至重整此产业的市场乱象？令表演艺术界引颈的「杰出团队扶植计划」于日前公布今年入选名单；此计划强调受扶植者必须具备「永续经营」的条件，至于如何定义此条件，则不免各方人马自由心证。事实也说明，目前主要表演团队，极少不曾受此政策的雨露恩典。表演艺术是否需要仰赖政府扶植固然値得辩论，然而此政策行之经年，它对表演艺术生态的深刻凿痕，是否是另一页亟待弥补的空白？
注：
见《自由时报》艺术特区版「自由艺谈」，2002年1月24日。
文字｜周慧玲 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所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