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1.

今年八月一日开始，国内的两座艺术学院奉准改名为艺术大学，给政局混乱、景气低迷的台湾注入一股物廉价美的艺术气息，台湾艺术教育好像也进入新的阶段了。

国立艺术学院改名台北艺术大学的时间，刚好是它的创校二十周年。二十年并不算长，但是从学院到大学的这二十年，不仅反映台湾艺术教育发展的轨迹，也显现艺术环境的诡谲多变与不确定性。

一九八一年，国立艺术学院在万众瞩目下创立，「设置国立艺术学院，培育高级艺术人才」是当时的教育部长在立法院的重大宣誓，成为媒体的头条新闻。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学院」的座谈会，专家学者也纷纷为这所学校的未来献策。「国立艺术学院」从一成立就未冠以「台北」、「中央」或「关渡」的名称，代表这是唯一「学院」级的专业艺术学府（除非学校筹备人员忘了，教育主管当局也忘了），与当时已成立二十余年的国立艺专或其他大学的艺术科系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功能。在政府支持下，这所新学校的校园规画、教学设施、师资阵容，在国内艺术界堪称空前。为了能招收对艺术有真正兴趣与潜力的年轻人，国立艺术学院没有参加大学联考，而独立办理招生考试，报考者十分踊跃，在有限的录取名额中，不乏已取得著名大学文凭的艺术新秀。

关渡校区的兴建工程并不顺利，从土地征收、整地到兴工一波三折，纠纷不断。尤其八〇年代黑道工程绑标严重，学校执事人员简直焦头烂额，压力极为沉重。面对多如牛毛的行政法规，承包厂商屡出状况，各项工程落后，年复一年，关渡校区迟迟未能完工使用。国立艺术学院师生则顚沛流离，十年抗战，国际青年活动中心、工技学院、台大男八宿舍、芦洲空中大学都曾是国立艺术学院的流浪「行馆」。前几届的学生在五年大学生活中，未曾在关渡上过一天的课，他们跟关渡校区唯一的接触是新生训练时被安排到关渡作一番巡礼而已。

尽管如此，关渡校区仍是这些「流亡」学生的艺术圣地，朝山过程中所经历的苦难仿佛是必要的磨练。简陋的教学环境，反而凸显他们对艺术的狂热，风格多元、开放的创作与展演推陈出新，带动国内热络的展演风气，剧场艺术训练更开启台湾新纪元。今日国内最重要的表演团体包括云门舞集、朱宗庆打撃乐团、绿光、果陀……莫不以艺术学院毕业生为班底。而他们能在表演艺术界发挥强大的影响力，除了本身艺术资质之外，学校五年的专业训练绝对是最重要的因素。

2.

一九九一年，国立艺术学院出芦入关，「上心词，归芦洲；迎福祥，入关渡」，回归正常学校教育。宽阔的校园，完善的教学、展演设备不仅在国内绝无仅有，即使在国际间也难得一见，几百个学生真是天之骄子，挥洒空间更大。而后，几年之间，音乐、美术、戏剧、舞蹈四系所之外，传统艺术研究所、剧场设计系、传统音乐系、科技艺术研究所、舞蹈七年一贯制与音乐博士班陆续增设，教学体系更加完备，而全校学生人数仍不过千余人而已。

综观国立艺术学院的教学优势，实归功于八〇年代政府的高等艺术教育政策，在高度经济、科技发展之外，加强专业艺术人材培育，提升国内艺术环境。草创时期当时的教育部朱汇森部长多次在立法院报告国立艺术学院设置的理由，并吁请立委大力支持。而艺术学院也以「立足关渡，放眼天下。」为宗旨，在传统的文化、艺术基础上，发展我国艺术的主体性格。

一九八一年，香港影业钜子邵逸夫先生慷慨捐赠港币一千万元作为兴建剧场的基金，对于艺术学院的发展发挥极大的作用。这笔捐款在二十年前是极大的数目。国立艺术学院以它为基金，筹建舞蹈厅与戏剧厅，教育部也同意编列预算配合。因为有了舞蹈厅、戏剧厅的专业形象，后来美术馆、音乐厅也理所当然地列为学校的重要建设，以与美术、音乐教育相呼应。二十年来，国内大学院校不断增加，但能拥有专业戏剧厅、舞蹈厅的大学院校仍属凤毛麟角。未来大学院校（包括艺术学院）要成立专业剧场的机率也不大，原因不仅兴建剧场所费不赀，更重要的，剧场营运所需要的专业人员必须编列足够的员额，依目前的教育政策，堪称不可能的任务。国立艺术学院当初若无邵先生的赞助，能否如期拥有两座高水准的表演场所仍在未定之天，也许能有一座又能演戏、又能跳舞，还能演奏管弦乐的多功能艺术馆就算万幸了。飮水思源，不得不对邵先生的义举深表敬意。

3.

国立艺术学院自创校以来，一直以最专业的艺术学府自许，从来就不认为「艺术大学」比「艺术学院」高级，也未曾有「升格」大学的打算。然而，山不转路转，最近几年，国内高等教育诡谲多变，艺术学院由一而三，板桥的艺专升格台湾艺术学院、台南艺术学院亦在南台湾出现。当年艺术学院与艺专明显区隔的设置目标早已模糊。五年制专科更纷纷变成「技术学院」，念起来跟「艺术学院」差不多，而后这些「技术学院」又一个接一个变成「科技大学」，未曾听闻的校名跟著公车满街跑，令人目不暇给。

媒体不断出现大专院校「改制」、「升格」的讯息，社会大众普遍认为，五专办学绩效良好，升格为学院；学院办学绩效良好，升格为大学，教育主管机关也习惯以此作为评鉴、奖励大专办学绩效的指标。在这种教育趋势下，「无名」的国立艺术学院颇受名字的困扰，不仅社会大众无所适从，连教育部官员也常对三所艺术学院张冠李戴。板桥「友校」其实早已胸有成竹，一路直冲，几年之间，由专科升格学院，又把改大学当作学校发展的重大目标。家长、学生对升格大学的期待与世俗的眼光，国立艺术学院不得不思考改名艺术大学的必要性。当前的教育环境，艺术学院改名艺术大学未必有实质的帮助，学校经费拮据的情形未必能够改善，但「输人不输阵」，只能消极思考改名到底有何负面效应？最后总算有了共识：没什么好，但不改就是不好，也不符合现阶段的社会期待。

4.

最近几年，国立大学院校激增，公私立雨露均霑，政府拨给各校的经费相对紧缩。而经费补助常以学校科系、学生人数为重要依据，采精兵主义的国立艺术学院人数比其他大学一个系（如中文系，外文系）还少，人少声音就小，每年得到的经费不及综合大学的十分之一，与一般社教机构或国立剧团相比，也仅仅稍多一些。钱少难办事，各教学单位的业务费、设备费逐渐递减，教学品质大受影响。近年各公立大学实施校务基金，自筹财源，艺术学院也不能例外，自筹比例达25%。家大业大的综合大学或科技大学与国内高科技有较多建教合作的机会，不少校友又事业有成，成为学校强有力的后援，自筹经费对他们并不困难。位居市区的大学，尤占地利之便，天生就是有钱人，光在校地经营餐厅、地下停车场就财源滚滚。

处在郊区的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国立艺术学院）就没有这般好命了。毕业校友离开学校之后，人穷志气高，纷纷投入艺术工作行列，不少人并已在艺文界崭露头角。从艺术教育的立场而言，学生毕业后坚守艺术工作岗位，甚至自组表演团体，继续艺术创作、展演，就是回馈社会，报答学校的最佳方式，也让学校深以为荣。但是校友的创作、展演更需要政府、社会的支持。因此，国立艺术学院在政府教育经费之外，要自筹财源，寻求社会赞助，首先就得跟艺术团体、艺术家（包括自己的校友）抢夺有限的资源，也未必抢得过他们。

近二十年来，国家对艺文事业的投资、扶植前所未有，文建会、各县市文化中心（文化局）、国家戏剧院与音乐厅、国家文艺基金会皆提供艺术工作者极大的创作环境与经费赞助，虽然未必尽如人意，但比起二十年前，不能同日而语矣。国内重要艺文奖助机构（如国家文艺基金会）的奖助多以社会团体或艺术家为主，对于学校艺术活动的申请补助不是不受理、就是赞助有限。台北艺大的展演不逊国内专业艺术团体，许多著名团体的成员甚至以艺院在校学生为主力，然而，依据社会／学校简单两分法，台北艺大展演与普通大学的艺术欣赏活动并无明显不同，经费补助一视同仁，以示齐头式的公平。大企业固然也有巨金赞助艺术团体、艺术家的情形，同样不以艺术院校为赞助对象。

5.

在近年蓬勃的艺术环境中，作为艺术人材培育的艺术院校反而面临经费匮乏的窘境。社会认为它们有来自教育部编制的经费预算，而教育部却又相信校务基金实施，艺术院校就能创造文化工业、艺术产业，并能对外募款，使空壳的音乐厅、美术馆自己动起来。

一般人不容易分辨一般艺术教育与专业艺术的差异，也无法理解两者师资、设备与教学方式之不同。如果用一般学科的标准去衡量、检视专业艺术教育，包括教师资格、学生人数、展演设备，必然大大走样。因为音乐教学通常一对一，大班教学并不可行；戏剧系的教学也不仅仅是戏剧史、戏剧文学而已，剧场排演、舞台、灯光、服装设计、制作都涉及实务操作，绝非传统课堂上老师面对四、五十位学生的授课方式。

艺术教育与外交、军事一样属国家必须承担、投资的公共建设，艺术教育完善的国家不但提振国民生活品质与国家形象，也必能受到国际尊重。专业艺术教育本来就是「亏本」的「生意」，如果要斤斤计较它的成本效益，或只注意它的市场取向，把艺术当成商品，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也値得怀疑。在自筹经费难以自筹的情形，艺术院校只好缩衣节食，甚至自废武功，改变教育方式，减少专业科目与展演活动，以降低成本，这种恶性循环受影响的不仅是学生、国家的整体艺术水准必然大受波及，台北艺大当初成立的宗旨也不复存在。

台北艺术大学这几年就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艺术资优儿童，在生存与专业训练之间面临两难，载浮载沉。只能自求多福，靠著单薄的双手，打零工，顾三顿，继续做艺术家的美梦。

 

文字｜邱坤良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