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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信,音乐才华与沟通能力兼具,才能在德国最好的乐团之一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胜任首席的职务。(白水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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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乐团,享受音乐的缤纷多彩

访大提琴家杨文信

对我而言,如果要接触音乐、懂音乐、享受音乐,乐团即是最好的所在,成为乐团的一员,才能深刻地感受音乐,因为我们身陷其中。

对我而言,如果要接触音乐、懂音乐、享受音乐,乐团即是最好的所在,成为乐团的一员,才能深刻地感受音乐,因为我们身陷其中。

瑞士籍的华裔大提琴家杨文信,年仅二十四岁时,就以社会新鲜人之姿考上德国著名的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的位置。隔年(1991)获得日内瓦音乐大赛首奖后,即获得许多音乐会的邀约,与许多知名的指挥与乐团合作,并灌录许多唱片,但在名与利接踵而来时,他仍坚守岗位担任原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在弦外之音团于三月邀请杨文信回台演出之际,本刊特地专访,请他谈谈他对音乐及其生涯的想法。

身为一位演奏家,又是大赛的得奖者,你为何会选择进入乐团工作?

我的音乐教育与乐团有很深刻的联系,因为我之前的两位老师,一位是苏黎士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另一位是柏林爱乐的大提琴首席,后来念书时到柏林,从来没有错过任何一场柏林爱乐的音乐会,我也从未花过一毛钱听他们的音乐会,因为我在柏林爱乐的朋友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带我从后门进去。这个漂亮、华丽、音响很棒的柏林爱乐厅的顶层有一个学生区,没有人会在意这些学生,所以从来不会被打扰。

我从小对乐团发出的声响很感兴趣,一直就想成为乐团的一员,我也很珍惜也很感激乐团工作带给我丰富的收获。就音乐上来说,有两个基本很大的类别,一个是歌剧,而这又是整个音乐艺术最高的层次,因为它结合音乐、戏剧还有舞蹈,甚至文学,所以歌剧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也是最难、最深的艺术内容,如最伟大的作曲家们一定有很重分量的作品在歌剧上充分发挥,如威尔第、华格纳及莫札特。

另一种音乐形式,就是交响乐,也就是交响乐团演奏的音乐,这也是考验作曲家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天赋的地方,如海顿的一百多首交响曲、莫札特四十多首等,而马勒与布鲁克纳也为交响音乐开创了新的境界。

对我而言,如果要接触音乐、懂音乐、享受音乐,乐团即是最好的所在,成为乐团的一员,才能深刻地感受音乐,因为我们身陷其中。

当然以身为大提琴家来说,我不只要拉乐团的曲目,也要拉巴赫的无伴奏组曲,还有其他的大提琴协奏曲与独奏的曲目。如果要将大提琴的曲目与其他乐器的相比,它的分量还是很渺小。

虽头顶桂冠,但我依然是我

在你成为德国最好乐团之一的大提琴首席时,你的能力已经被肯定了。有趣的是,你为何还会选择参加比赛?

当一个乐团的团员,不仅要将自己该做、该练的曲目练好,更要接触不同类型的音乐,如独奏、室内乐、交响乐等等,这可以帮助自己音乐鉴赏力与内涵深度与广度的增进。以正常人的岁数来说,人的一生要去认识音乐的世界是不够的,我期望自己可以接触更多不同的音乐。

在完成柏林的学业之后,巴伐利亚广播交响乐团正巧要招考一名大提琴首席,很自然地,我也就报了名,面试之后,就被录取了。德国的乐团制度中,第一年是试用期,这一年他们会观察,你是否符合他们的要求。当然我必须很认真,每天除了练琴之外,我每天要读不同版本的谱、听不同的录音来了解这些音乐各种不同的诠释,也想像自己是指挥家,运用这样的思考逻辑来训练自己。所以很幸运地,一年之后成为这个乐团正式的成员,也成为这个乐团未来四十年的大提琴首席。这是欧洲乐团的特色,只要有能力成为乐团的正式团员,你的任期就是四十年。

在我进入乐团后,第二年我也开始为我的独奏事业铺路,开始参加一些世界级的比赛。我并未参加许多比赛,其实我不需要靠比赛来烘托我自己,因为我在乐团的这个位子是很好的,也是一份好工作。但是我期许自己、也挑战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与那些年纪比我小的人竞争。所以我就决定参加日内瓦的比赛,因为这个比赛的时间在九月,我才可以运用暑假的时间准备。

我自认我的准备很完备,但是这不仅是技术性的比画,更重要的是对于音乐品味的考验,而评审们的品味也是很主观的。最后评审是给了我第一名,但这对我的事业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它没有改变我对人生的规画;当时的奖品有奖金、劳力士表、苏黎士乐团的合奏及一些音乐会,但我依然是我,这个荣誉只是证明我自己有夺得世界级比赛大奖的能力!

比赛最难能可贵的不是获奖,而是准备的过程,因为一个比赛的乐曲,可能 要准备十几首吃重的作品,这足以激发一个人的潜能,突破自我,将自己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对我而言,每一场音乐会也是一个比赛,我视其为自我挑战的机会,同时我也希望来听的听众都可以获得极大的满足。

谁说艺术是不懂民主的

你以一个亚洲人的身分,担任德国最有传统的乐团之一的大提琴首席,你曾面临过文化鸿沟的问题吗?

当时我到乐团工作时,我也担忧以一个亚洲人的外貌来到欧洲乐团工作是很不利的,后来我证明这种想法很不正确。在我这十三年来的工作经验中,在我之前有一位小提琴团员也是亚洲人,当我被录取时,他很高兴地过来恭贺我,对我说:「你进来之后,我就不是唯一的亚洲团员了。」我的外貌虽然是亚洲人的而孔,但是我在瑞士出生、在柏林求学、在德国工作,所以我从小接触的都是道地的德国文化,甚至我的朋友都可辨认出我的德语是瑞士口音的德语,而我的性格、思考都是道地的德国人。

你认为作为一个乐团的首席,应具备什么样的能力?

作为一个乐团的领导者,不仅要具有完备的专业素养,也要有很好的人际关系;这也与个性有关,有人天生喜欢当领导者,而且是比较专制,也有人生性害羞,但不论个性如何,都得扮演好首席的角色。像是柏林爱乐首席安永彻,他具备非常完美的专业,他很少拉错音,也不会有音准的问题,以专业角度来说,他的确是一位很棒的首席,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乐团首席少有的例子,我想他在这个位子应该是如鱼得水吧!

而我的例子比较特殊,因为我刚毕业就考上首席的位子,他们都视我为甫出校门的学生,他们虽然都肯定我演奏上的能力,也希望我与他们一起工作,但是他们仍认为我的乐团经验是零,不过仍愿意给我机会让我试试看,所以在头一年我非常努力地学习与观摩来证明我是可以胜任这个职位。

这几年工作下来,团员之间虽会有些意见不合,或对指挥有意见,但他们都喜欢透过我来解决这些事情;这虽然成为我额外的工作,但我知道这是我必须做的事。

在欧洲的乐团,各声部首席往往有相当大的决定权,尤其是在招考新的团员时,他们的意见常常成为致命的关键。这对我来说,握有这样的权力,虽让我更有责任感,但也为我带来某种程度的压力。

巴伐利亚广播的团员素质很高,每个都是很好的演奏家,所以当我在领导他们时,我不会用命令的方式,我非常尊重他们每一个人,所以喜爱用民主的方式讨论;虽然有人说:「艺术是不懂民主的」,我并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但很幸运地在二〇〇三年时,我们的新指挥 Mariss Jansons,就是一位民主式的指挥。

 

口译|古晓梅 莫斯科国立音乐院钢琴演奏博士

整理|赖惠娟 本刊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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