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陈亚先自己的话来说，《阎罗梦》的创作动机属于「命题作文」一类，少了切身的感悟，陈亚先刚开始编这个戏，使的纯粹是专业编剧娴熟的匠心和技术，直到他从故事里提炼出一个主题，亦即：「知识分子常自命才高八斗，可以扭转乾坤，其实，纵然浑身是铁，又能打几口钉？」他才觉得这个戏不再「违心」，也才具足了征服观众的戏剧张力与思想分量。
《阎罗梦》的演出档期敲定了，国光剧团却怎么也找不著编剧陈亚先。后来他湖南岳阳老家给了支电话，循线追去，才知道为了让他心无旁骛给中央电视台编出年度重点大戏《乾隆王朝》， 他被「押」入北京某座核能发电厂附近的宾馆，动弹不得，也肯定「没时间、没精力」亲自完成《阎》剧的定稿了。
这位中国一级编剧有许多荣衔加身，如国务院认可的「文化部优秀专家」、岳阳市文联副主席，他的作品拿过全国优秀剧本奖、程长庚金奖、田汉大奖，但要他自报家门，再多荣衔都不如一句「《曹杨》的编剧」来得明脆响亮。《曹杨》就是被海峡两岸公认为精品的《曹操与杨修》，这出戏问世十余年而声誉不衰，光台湾就演过五次，每次都受瞩目，对新编京剧而言，这是相当难得的演出纪录；促成其在台首演的制作人辜怀群便说，《曹杨》是当代京剧「属一不属二」、肯定传世的准老戏。
难辞盛名之负累
写出了「稳入艺术史之经典剧著」（王安祈语）之后，能挑战陈亚先的就是他自己了。他引文学名家余秋雨所言，艺术殿堂的大门十分广阔，可门口挂上一个「无关人生，敬祈免进」的铜牌，陈亚先说，「非得写到人性的层面上去，才是艺术」，因此之故，他用文学和京剧形式包装起来的《宰相刘罗锅》，虽得了几个大奖，终究因「典型的与人性无关」，故陈亚先直言那「还不是艺术殿堂的东西」。
虽然拿戏曲来进行「文学」创作是他的终极追求，也笃信真正的好作品必然是剧作家自身的人生感悟，是「自己血管里长出来的东西」，然而，在现实里，对一个以写剧本养家活口的人来说，分明是知易行难。陈亚先三岁就成孤儿，才二十一岁便当上父亲，为了生活，他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被认为是「干资本主义」，当地政府让他回家写「反省」，结果写得文情并茂，受上级赏赐，先是被派去教书，文革期间写了第一出戏，马上在岳阳县文艺汇演中拿到第一名，从此，就被调到文化馆写剧本了。面对生命中令人啼笑皆非的苦难，他说：「没事，我是写『反省』写进剧团的。」
这些年来，不仅大陆各大京剧院排队预约他的剧本，连电视台都来抢人，即便认定电视剧是「进不了文学史」的文化快餐，但陈亚先坦承，得「靠这多挣些钱」，故尽管心里已有几个足以超越《曹杨》的构思，但外务繁杂，迟迟未能动笔。接受访问时，讲到眼下写稿的压力，他再玩世不恭，也不免由衷地叹口气：「连接您这电话我都感压力。人呀，只要有了一点小名气，就难以摆脱名气之负累！」
寄托知识分子的反思
用陈亚先自己的话来说，《阎罗梦》的创作动机也属于「命题作文」一类，他并不喜欢的。当年，《民生报》的记者景小佩带著冯梦龙的小说本，千里迢迢慕名而去，令他难却盛情。少了切身的感悟，陈亚先刚开始编这个戏，使的纯粹是专业编剧娴熟的匠心和技术：将情节删繁就简，并在形式上巧妙地尝新，例如把两三个传统戏的折子原汁原味地放进戏里，呈示轮回的梦境，新写的部分，则为那时落成不久的国家戏剧院量身打造魔幻、现实交错的情节，来展现地狱、人间的多层次表演空间。不过，这些对陈亚先来说，都只是技巧的琢磨，他更看重的，是拿什么换观众的浅层和深层共鸣。写了段时间，直到他从故事里提炼出一个主题，亦即：「知识分子常自命才高八斗，可以扭转乾坤，其实，纵然浑身是铁，又能打几口钉？」他才觉得这个戏不再「违心」，也才具足了征服观众的戏剧张力与思想分量。
基于这样的认识，一九九三年他首次发表这个剧本时，取名《阎罗梦》，而八九年写二稿时，就改以《天地一秀才》为名。或许是还没想透彻，或许有意保留和主演单位讨论的空间，这一稿他写出两个不同版本的结局，一为主人翁司马貌梦醒后，因顿悟人世而隐居，一为继续求官。之后，《天》剧便如此悬而未决，直至现在，才由国光剧团以《阎罗梦》之名，落实于台北的国家戏剧院。为了阴阳平衡和剧团演员条件的考量，《阎》剧由台湾的青年编剧沈惠如和艺术总监王安祈修订，加重了女性的角色和心境，司马貌何去何从也由王安祈代为抉择，由此，全剧的题旨似乎更翻上一层，而为「生命长河是由一代接一代的循环重复所构成的」。这也是为什么王安祈一再强调《阎罗梦》的编剧只有陈亚先一人，陈亚先却连称「王安祈做了大量的工作，功不可没」的道理。
（本刊编辑 施如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