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确是在艰困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才更深刻，但是别忘了文化的累积有时也靠强大的权力和财力来支应，才得以延续。金钱与文化的挂钩并非全然地不可取，经济终究也是艺术的必要营养素之一 。
国家剧院及音乐厅这季的演出一如秋收之丰盛。尽管台湾同样面临经济的衰退，但金碧辉煌的两厅院却仍透露著艺术消费的荣景。其中，几场由欧日车商所赞助的音乐会，更是名流出入，有点衣香鬓影的味道。
这样好吗？严肃的文化学者可能觉得这种场面只是富商阶级附庸风雅的炫耀，不足为训。但是如果轻松点（或是务实点）来看，其实不必对此叹息摇头或大加挞伐，反而值得正面解读，希望这个现象成为文化寒冬中的炉火。
目前台湾表演艺术市场的赞助主要来自金融、资讯，以及汽车产业。金融业最早以花旗银行和纽约爱乐的全球结盟为序幕，带动了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与台湾行库（例如中华开发银行） 的艺术参与。科技界则是以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TSMC） 最令人津津乐道。而汽车从丰田在九○年代中期赞助札幌太平洋音乐节管弦乐团来台开始，激发了汽车产业参与文化活动的驱力。
九月到十二月之间，中正文化中心十五周年的欢庆系列节目以瑞士银行集团（UBS）、纬创建碁集团和台达电子为合作对象。其间由牛耳艺术公司主办的演出则由汽车公司出面，包括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旗下两个厂牌朋驰 Mercedes-Benz和 Chrysler 跟日本丰田集团的 Lexus。
仔细观察观众的成分，或许可以发现汽车业所赞助的音乐会有著较多的古龙水和晚礼服，当天的地下停车场也会有著较高比例的豪华轿车。并不是说这种带有社交目的的文化活动就比较高档，然而，当富裕阶级买票（或接受赠票）的时候，成本高昂的音乐会才有了不赔钱的可能，也才有经纪公司办下去。
举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的操作为例，他们从一九九六年赞助德国小提琴家穆特（Anne-Sophie Mutter）的独奏开始，一路赞助过多明哥（Placido Domigo）、卡娜娃（Kiri Te Kanawa）、马友友，以及林昭亮等人的演出。他们每年编列行销预算，用在文化赞助上，以此金额预购部分高价门票，然后跟合作发行朋驰卡的台新银行共同对车主寄发广告邮件，提供九折的订购优惠，并且在音乐厅前台提供节目单和免费停车券。几年下来，他们从几十位车主参加到现在两三百人到场，看来也是为高档节目保证了一两成的票房。
对戴姆勒克莱斯勒而言，行销预算本来就在年度的开支之内，打广告和做音乐赞助都是花钱，而他们为了高级房车的市场定位和产品形象，部分选择了可以匹配的文化商品，而且可以透过车主的购票纪录，借由时下行销策略最热门的「客户关系管理」（CRM, Customer Relation Management）技巧，为喜爱表演艺术的车主提供他们最需要的服务。
当然，有可能因为暴发户进场而破坏欣赏情境（例如迟到早退或乐章间鼓掌），不过，每位乐迷大概也都有过类似的历程；至于说他们的竞逐让表演艺术的门票价格也像股票一样飙涨，那也太高估了富商的文化品味 。
艺术的确是在艰困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才更深刻，但是别忘了文化的累积有时也靠强大的权力和财力来支应，才得以延续。金钱与文化的挂钩并非全然地不可取，经济终究也是艺术的必要营养素之一 。
美国著名私立大学的办公室里流传著一个不愿公开承认的作业原则：收一个资本家的儿女入学，可以提供十个奖学金名额给真正有潜力的穷学生 。 对习惯台湾联考制度的人来说，这是违反公平正义原则的妥协，可是它却造就美国令人称道的高等教育 。
基于类似的逻辑，也许就可以转而欣赏这些所谓社交名流在音乐厅的奢华身影了。
文字｜黄志全 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