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受台湾社会最富裕时代下成长的新世代，想的不是像上一代努力累积财富，而是如何享受金钱与时间。这一群曾经梦想改变世界、抱著无政府浪漫与革命幻想的新世代，他们的梦想却不表现在实际的政治参与，却在接收电影、音乐、书籍信仰中浮现，所以他们努力泡诚品，注意每个月的艺文资讯，将旅行视为家常便饭，辛勤地接收异国的文化，将之转换成独特的个人品味。
时间是个奇妙的东西，它偶尔缓慢，或者迅速，每每通过新旧事物的对比与荣枯兴衰，让人察觉它的存在原来无所不在。
时间可以改变许多事。这句老头子爱讲、年轻人毫无感觉的老生常谈，比较贴近的意思应该不是指时间本身具体改变了什么，而是许多事物状态的改变必须经过一段年月的流逝才显而易见。
到底是时间改变了你和我，还是你和我改变了时间
在这里，我们讲的可不是组党十年多一点、你最好还得加上先前戒严时期与政府作对的异议分子冲撞统治者的悠长岁月、通过民主选举夺下执政实权的台湾政党；也不是遥指历经了五届世界杯足球赛一场未赢（请注意四年才举办一届，所以是踢了二十年的败战）、直到自己国家成为主办国不但在预赛赢球、甚至挺进十六强淘汰欧陆强队、一举踢入前四强的韩国足球队；或者八〇年代台湾流行乐坛当下乃至未来的主人翁级歌手兼词曲创作制作人罗大佑，当年出版五张专辑之后他选择远离故土至纽约香港，事过境迁时移事往，二〇〇一年九月他在上海办了重量级的个人演唱会，我们就算不在现场参与盛会，大抵也可以猜得到，那一天晚上到场的朋友跟后来去捧流星花园F4场子的群众，除了执勤的公安人员之外，重复出席率应该是零。
时间力量大，因为许多事是不可以说搞就搞想要就要的，你想要开花结果割稻收成，起码你要想等一段时间，在那段期间你要上班打卡还是结婚生子都行，只要千万记得，有许多事你还真的得等一等，它才会真的发生。
吃饱穿暖才会附庸风雅，文化不会走在经济前头
特别是任何跟「文化」扯上一点边的东西，时间更是特别要紧。「文化」这玩意不是什么有或没有的分别，任何一种的生活方式都有文化，极端来讲它的两端就是精致vs.粗俗，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讲「这实在太没有文化了」，其实怎么会没有文化，只是那个文化是不被看得起的文化。
和时间一样重要的东西叫金钱。几年前此地一家服务外国朋友的国际社区电台推出一个似广告似节目的单元叫作Cultural Gallery，它的标题是：「让我们实现文化走在经济前面的梦想。」说真的，这完完全全是骗死人不偿命的屁话，要是我们讲的「文化」是影射大伙饱读诗书参与艺文活动不遗余力的模样，这样的文化绝对不可能走在经济前面，反而是经济搞好到某一种程度，所谓「好的文化状态」自然就来了。
有趣的是，时间和金钱这两项构成「好的文化状态」的必要条件，似乎已经不是我们生活的大台湾地区所拥有的障碍，相反的，说不定还因为时间累积的重量过于惊人、金钱滚动的速度太快，使得近几年的文化消费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混乱与庞杂。
旅行可以长见识，而且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容我通过旅行这个活动来界定，当一个地区的人民的出国旅游次数普遍到一个程度，我们很有理由相信，可以在外国流行起来的东西都有机会搬到台湾来上一回。这是渴望与见识同时作用的结果，而旅行背后所代表的，不正是有钱和有闲的群众才有本事去做的活动吗？
既然时间和金钱都不是问题，看的就是形式与花样。而撑起眼前本地的文化消费样貌的票仓，看来不是别人，正是那群喜欢去旅行的人。
台湾文化消费市场的跃进与成熟，大抵是这十年的事。就以中产阶级城市生活里最在意的书店来说，极具代表性的诚品书店店数的增加相当惊人。伴随著店数增加的还有陈列的书种与逛书店的人种突变。诚品相对于「前诚品书店时代」一个重大的意义，在于它把美术、建筑、哲学思潮、外国杂志等原本属于特定小众的阅读取向，放置在一个大众时尙的公共空间，一方面它满足了因为台湾社会演进越来越多的既定小众，另一方面同时也新塑了一个便利的界面让大众不必费力去获得资讯。
诚品可以是百货公司专柜，也可以是KTV候客室
让我们这么形容吧，当那些把带小孩去动物园玩的伯父伯母开始把逛诚品书店当作一项城市观光活动，或者以一种逛百货公司的心情来理解逛书店，其实很多在过去不会发生的状态与事情就会发生了。那怕诚品书店的气氛越来越像百货公司（其实现在有好几家诚品都开在百货公司里面，它根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夜晚不打烊的诚品每到周末，鼠窜的人潮简直酷似钱柜KTV一楼沙发区在等包厢还要等一阵子只好扯屁乱晃的年轻人，诚品这个概念的书店已经是我们文化消费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跟书店直接相关的是出版品。就以旅行这个主题的书来说，五年前你在书店可以看到的跟现在可以发现的，其间好像是发生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一样。人人皆可为旅行作家的时代早已来临，引进的外国指南书一套比一套兼具深度与卖相。更可以做证的是生活风格类型书籍的大跃进，进口货源从未停顿，台产变种的作品，从设计建筑美食咖啡运动收藏通通都有，要是你一个月不逛书店，许多新出的书你还来不及看到就已经不知被丢到那去了。
喜欢看电影跟喜欢买书听音乐的，根本是同一群人
这些事当然其来有自。试举一例，八〇年代每年金马奖举办时，举国大学生最忙碌的绝非预测今年谁会得最佳影片或者星光大道有那位巨星要来，而是伴随金马奖而来的国际影展有那些好片要上。时间也就这么浩浩荡荡地十几年过去，每个当年穷精竭神一天看个三四场电影的学生票绝没有少买，这些人都还活著，而且无巧不巧百分之八十应该都留在台湾。
整个九〇年代和先前的八〇年代比起来，现在看来可以确定是留学生最喜欢回国的年代，大学毕业之后出国念个书很不错，但顶多滞留一阵子就回台。接著还有一事，九〇年代也是最多大学生留在台湾念研究所的年代，这件事不必靠什么整体的统计数据，光看每间大学研究所招生的名额多得不像话便知；不然再听听台湾几位世界级科技公司的大老板，频频在台湾的大学设立奖学金，鼓励现在的年轻人出国念书，可以佐证。
新大众文化市场的出现，条件是时间、金钱与知识
有了时间的累积，辅以整体社会人民的金钱，再加上起码的知识，一个接近大众文化的市场概念已经构成。一般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多半著墨在它通俗流行的成分，但若是从群众动员的角度来理解，现今台湾文化消费的动员能力即使无法超美赶日，也已经具有可观的市场胃纳量。
这些文化消费的核心分子，极有可能都拥有诚品的会员卡、家里收藏的CD数量上百论千、一年出国旅行好几次、只要内容精采看戏看秀看表演都很乐意、喜欢的外国艺人或音乐家来台一定第一天去买票。他们的年纪不会太老，足够年轻投注金钱时间继续儿时的嗜好，但也不会太年轻，被三年一轮五年大换血的偶像歌手重复动员所迷惑浪掷精力，他们的青春，总有点波西米亚的味道，曾经以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无政府的浪漫与革命的幻想，不表现在实际的政治社会参与，也在接收的电影音乐书籍信仰之中浮现。
我们的文化消费主力人种，不是布尔乔亚就是波西米亚
大卫．鲁布克斯（David Brooks）所写的Bobos in Paradise—书，把兼具布尔乔亚（bourgeois）和波西米亚（bohemian）这两种特质的当代社会中坚，称为Bobos。我们所面对的文化消费主力，不折不扣正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追求的不只是财富与地位，在他们心中往往自认自己是个在做生意的创作者，他们崇尙异国情调，包括日常生活使用的餐具家饰乃至艺文消费的品味，他们不排斥商业活动，甚至他们渴望有质感有思想的行销包装，当然也有能力讲究产品的实际内涵。
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讲，只要引进了他们喜欢的艺术活动，主办单位有办法解决场地和时间的问题，这一群人随时准备被动员。如果我们的城市拥有上海歌剧院或香港红勘体育馆的硬体设施，那就更不是问题了。等到有一天，介绍异地的旅游指南所描述令人神往的城市风貌，在此地出现也极有可能。
这一群台湾社会有钱有时间有知识的旅行世代已经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他们可能是五年级，也有六年级的同学。当我们的流行音乐市场不再只是由国高中生包养，另一种大众市场也就诞生。比起财大气粗的流行工业，关于舞台剧、音乐演出、前卫艺术、次主流出版可能都因资本密集度较低而容易出线。这样的世界，正是此刻我们生活的世界。
文字｜黄威融 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