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九七五年八月九日，萧斯塔可维奇逝世于前苏联的莫斯科。当时西方世界对他的评价以《伦敦时报》London Times的说法为典型：「苏联音乐最伟大的音乐家，以苏联公民与作曲家自居。」（greatest figure in Soviet music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he saw himself equally as a Soviet citizen and a composer.）流露对萧斯塔可维奇又爱又恨的矛盾情结，如同米格机和AK-47步枪的发明者一样，被视为「可敬的敌人」。 何以艺术家会被视作与武器制造家一样的敌人呢？因为冷战期间，东、西方竞争剧烈，比底子也比面子。当西方乐界面临繁华落尽的窘迫时，萧斯塔可维奇却坚定地推出一部部质量均佳的作品，创作路线完全独立于西方现代音乐潮流。他像中流砥柱一样，捍卫了苏联阵营的民族自信心。他所发挥的对阵定力，不逊于万颗核子弹头。

三年后，事情却出现戏剧化的转变，一位来自苏联的音乐学者自称握有萧斯塔可维奇的口述回忆录，并以《证言》Testimony的书名在美国公开发行。此书推翻萧氏原来公认的创作动机和内涵，开门见山控诉共产政权带来的灾难。书中说：「我大部分的交响曲是为遭受共党迫害的亡魂所立的墓碑……。太多同胞冤死后，连埋骨何处都不知道……唯有音乐可以弥补憾恨，我要奉献我的音乐给所有的受害者。」就这样，萧氏一下子从苏联人民英雄，摇身变成「反共义士」了。

从革命之子到反共义士

萧氏于身后「起义来归」，西方乐界自然人人额手称庆。可是《证言》这本书一直无法证明自己的真实性，所以尽管言之凿凿，却无法为萧氏盖棺论定。一九八一年，苏联出版一本反制的书，把萧氏一生信而有征的文字手稿集结成书，书名为《萧斯塔可维奇──谈他自己和他的时代》。文字中又充满冷飕飕、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想。书中可看出萧氏青年时期意气风发、恃才傲物，甚至有独断独裁、打压异己的危险倾向（他批判通俗音乐、批判史克里亚宾的音乐、称之为「毒素」），在在显示萧氏是个狠角色，并不全然是被迫害的可怜虫。

萧斯塔可维奇生于革命年代，逝于冷战高峰（惨痛的越战在同年结束），是一个典型的「共产革命之子」，他的正邪之争从不曾平息。他的作品虽具有坚实的技巧、不绝的创意，但在客观理论面，并没有惊世骇俗或独家发明之处，而作品之间也有相当比例自我重复。然而由于他所处的政治背景和特殊身分，使他宿命地成为时代映影与图腾。他的一言一行，乃至作品内涵解读，关系心理层面的国际均势，必然成为世界关切焦点。所以要概观他的作品，就得先认识其身家背景和《证言》始末。

《证言》事件 无法自圆其说

《证言》事件是由苏联音乐学家伏尔科夫（Solomon Volkov）引起，他所提出（或是「创作出」）的这本《证言》，根据他的说法，身世是这样的：伏尔科夫是个颇有文采的青年音乐学者、乐评人，也是萧氏崇拜者。一九六○年左右，作者结识萧斯塔可维奇，并得到后者赏识（为证明这个说法，作者一再在书中提到萧斯塔可维奇对他的口头欣赏）。为让萧斯塔可维奇留下传世记录，作者一再鼓动萧氏动笔写回忆录，但不得要领。一九七一年开始，六十五岁的萧斯塔可维奇终于接受伏尔科夫访谈的建议，原因可能是自觉来日无多，忧心「吾道不行」之故。　

这些记录集结成《证言》，内容写得很详细，与许多外在史实相吻合，但仍被不少人认为是「伪书」，疑点至少有以下六点：

一、萧斯塔可维奇口才木讷，而且缺乏系统。作者自称为了让萧氏易于进入状况，他放弃要萧氏表白自己，而鼓励他描述身边的人与事；透过他对身边事物的见解，映射出萧氏心中的观点。然而伏尔科夫本身是传播工作者，对苏联乐坛了若指掌，即使书中记载之事例百分之百事实，仍不能证明出自萧斯塔可维奇之口。

二、访谈即兴而没有主题，以致成果只是零碎的记录纸头（伏尔科夫无法提出录音记录，因为他说萧斯塔可维奇一看到麦克风就发僵，所以不采录音方式）。作者便将纸头分门别类，重新组合成恰当的次序，有相当加工的成分。

三、该书没有可靠的原稿，而且据称是化整为零托人偷运出境，且全书最初即以英文发表，缺乏有力的原始资料。

四、作者称萧斯塔可维奇为身家安全，特别嘱咐伏尔科夫务必在他身后才能出版。理由固然说得通，却也使此书「死无对证」。

五、伏尔科夫自己也承认，萧斯塔可维奇性格反复，前后言论常出现矛盾。这也削弱萧氏言论的可信度。

六、内容一面倒地批评共产制度，从国家政策到生活细节无一不包，语气与萧氏在国内公开言论差距太大。即使萧氏真有此意，也有被「放大」之嫌。作者添油加醋的成分有多少？除了上帝，恐怕只有伏尔科夫自己心里明白。

无论如何，这本书无法作为信而可征的口述回忆录。为这本书对萧氏人格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宣示，似乎过于轻率。所以激情过后，学者在引用本书内容时，都不忘加括号注明「如果该书属实」。

「只要仔细研究我的音乐，就能了解真正的我。」

转眼之间，萧斯塔可维奇已辞世三十年，大众认识他的资料来源，大抵来自三个方向。第一是「官方史料」，萧氏一生在冷战中度过，西方对他接触有限，只能间接采取筛选、矫正过的资料，得到表面化但不致太出轨的认识。第二是得自《证言》，支持这部传记的人，往往对萧氏作品附加许多浪漫的附会。这派人士曾经声势浩大，《证言》的说词曾被无数西方著作堂而皇之引用。但随著俄罗斯开放与资讯透明，重要性反而大幅滑落。第三就是来自后人所提供的第三者说法，包括萧氏家属、亲友、同侪等。俄国开放后出现的大量资料，逐渐拼贴出一个较接近客观的形象。这些周围人士的说法，基本上大都否认《证言》的说法，隐然成为研究萧氏的新主力。

毕竟，外界永远无法完全得悉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即使朝夕相处的人。为了得到周到的印象，在《发现萧斯塔可维奇》一书里，我们将并列来自三种来源的说法，并从音乐、政治、文学来勾勒萧氏的面貌。一如人的两眼因具有不同视角，才能让人得到立体的全影。希望从三种说法、三个角度的交叉比对，得到面面包容的印象，让这些周边事物成为解读音符的助力，而非障碍。 萧氏自知身陷时代迷雾，也许预见身后将引起的争议，他这么解释自己：「只要仔细研究我的音乐，就能了解真正的我，以及艺术家的我。」善哉斯言，政治只是过眼云烟，艺术才是永恒；在人间百态成为荒谬时，艺术却像千年神木，依然吐芽常新。在冷战结束的今日，萧斯塔可维奇到底站哪一边已不重要，人们也愈能拨开层层迷雾，去体悟真正的萧斯塔可维奇。

第二篇 萧斯塔可维奇的四个时期

萧斯塔可维奇的音乐历程可以用十五首交响曲做骨干，每五首恰好代表一个时期。第一期是第一到五号的「早期」（前卫期）、第二期为第六到第十号的「中期」（压制期），以及第十一到十五号的第三期「晚期」（成熟期）。若加上求学时代的第○期，则可以视为四个大段。而这四个阶段，也约略相当于俄国近代音乐的缩影。

童年作品就充满政治意识

一九○六年，萧斯塔可维奇生于圣彼得堡（即苏联时期之列宁格勒）。他的先人是波兰移民，萧斯塔可维奇便是波兰姓氏。当时波兰被俄罗斯帝国统治，一八三○年萧氏的曾祖父还参加了波兰独立运动，结果在武力镇压后，曾祖父被流亡到偏远地方。萧氏祖父也步上曾祖后尘，一八六三年参加左派革命团体，下场是流放到西伯利亚。　

萧斯塔可维奇的父亲没有参与政治，是位生物化学工程师，在圣彼得堡过著平静而完全俄罗斯化的生活。他爱好音乐，妻子也是个钢琴家，因此家中音乐气氛浓厚。萧斯塔可维奇九岁开始接受母亲的钢琴教育，起步晚但进步得很快。一九一七年，俄国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同年发生共党革命，萧斯塔可维奇家旋即成为新政府的支持者。萧斯塔可维奇的作曲是自发的，十一岁就有钢琴曲《革命先烈的送葬进行曲》、《士兵》问世。成长在革命的时代，耳濡目染之下，小萧斯塔可维奇的作品就充满政治味。

革命后的圣彼得堡褪去帝俄光辉，成为一个贫穷的城市。萧斯塔可维奇父亲于一九二二年去世。十六岁的萧斯塔可维奇必须工作养家，便在默片电影院担任伴奏钢琴手。这是一段颇受注意的经历，评者多认为这段磨练对他日后音乐素养非常有帮助。然而，萧氏本人对这段日子仍充满厌恶。收入低、工作超时，健康情况也搞得相当糟。但是萧氏抱著不服输的毅力，半工半读完成圣彼得堡音乐院的学业。十九岁时，一曲石破天惊的第一号交响曲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第一号交响曲一砲而红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二十岁的萧斯塔可维奇发表他的毕业作品：第一号交响曲。指挥马尔柯（Nikolai Malko）指挥完后，放下指挥棒回身告诉听众：「我刚为交响乐史翻开新的一页。」这部作品同年就被指挥大师华尔特（Bruno Walter）带到柏林演出、隔不久又被史托考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带到美国发表，至今依然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交响曲目之一。 　一鸣惊人的第一号交响曲尝试了许多前辈不曾有的奇特效果，扬弃浪漫交响曲旋律与曲式建构的发展逻辑，把现代生活的都市、民间声响、尖锐而机械化的节奏放到音乐里。当然，作为一个音乐传统浓厚国度的后辈音乐家，这部作品中仍片断夹杂无可剥离的传统特色，尤其配器音色充满音乐前辈的痕迹。若论风格原创性，普氏和斯特拉温斯基（Igor Stravinsky）虽都是近代俄系巨匠，但萧斯塔可维奇则首创把共产俄国唯物、亢进的新精神融入音乐中。

萧斯塔可维奇去世前不久，曾前往英国伦敦发表第十五号交响曲。柯凡尼（Michael Coveney）所写《洛伊-韦伯传》提到，当时年轻的音乐剧天王洛伊-韦伯（Andrew Lloyd-Webber）刚以摇滚音乐剧《万世巨星》在音乐剧场初试鸣声，萧斯塔可维奇主动要求前往观赏，观后大为倾心，次日又再看一次。据称，萧斯塔可维奇过去曾当面向史达林表示，希望创作这类型的作品。

诚然，大部分人太注意萧氏的政治意义与在严肃音乐界的地位，却忘了从年轻时代，萧斯塔可维奇就对爵士乐、舞曲有强烈兴趣。这方面的倾向后来被反西方资本主义的潮流所压抑，但我们仍能从他的诸如《爵士组曲》、《节庆序曲》以及多部通俗电影配乐中，看到萧氏幽默甚至「俗又有力」的趣味，他似乎从来就无意遮掩草根粗犷的一面。另外，从《鼻子》到《马克白夫人》，我们则见识到萧氏的狂诞不羁。历史无法倒溯，我们也不必做太多假设性的臆测，但从种种迹象可见，萧斯塔可维奇即使生在不同的时空，依然会是才华四溢、烁人耳目的奇才。

本文同步刊登于《发现萧斯塔可维奇》一书（国立中正文化中心九月出版）。


文字｜杨忠衡 资深乐评人、乐赏音乐教育基金会执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