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夏日沈睡，列宁广场剧院在九月初以《仲夏夜之梦》揭开这一季的序幕，这出剧是欧斯特麦耶受希腊国际戏剧节的特邀制作，六月在雅典首演时，受到观众的热情参与及回响，今夏欧斯特麦耶的名气已经响亮到希腊了。才渡假回来，欧斯特麦耶随即如火如荼地投入新作《爱情只是一种可能》Liebe ist nur eine Möglichkeit，忙到几乎抽不出空来，只好趁排练的空档接受采访，从排练室出来的他，满脸的胡渣，微驼的背脊，处处散发著疲惫讯号，只有那双眼睛依然锐利、炯炯有神。

问：在你的诸多作品中，总是突显人物的暴力倾向，为何对暴力特别感兴趣呢？

答：戏剧本身就是冲突，自有戏剧以来，便是如此，剧本里叙述的故事都是冲突，可是，言语却又常常不足以表达意思，使得剧本无法再继续下去。面对著巨大的冲突，让人不由得开始动手打架，这就成了舞台上的肢体暴力。对我而言，重要的是去揭露潜伏在我们与社会表层底下的攻击性，同时也去宣泄、并具体呈现它。戏剧不是把真实生活中所看到的，一五一十地搬上舞台就好，而是要把隐藏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暴力，具体呈现出来。

问：《娜拉》Nora是你最成功的一出戏，是什么促使你去探究易卜生的戏剧呢？

答：易卜生向来被视为是一位敏锐的心理学家与精神学者，直到我手上拿到剧本的时候，我发现到他另外一面，他的剧作其实涉及到很多经济压力、人物的困境、还有能否保障物质生活、保有既得的社会地位的恐惧与不安全感，这种恐惧，我认为跟现在德国的情况很接近，我们害怕社会危机、害怕置身于经济危机中，更害怕失去获得的社会地位。而中产阶级则害怕会失去他们数十年来在德国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保障，而这些现象都可以很容易地借由易卜生呈现出来。

问：《娜拉》不言而喻地指出，妇女在解放运动之后，依然是男人的「玩偶」，您认为，原因何在？

答：在七○与八○年代，妇女运动、解放运动曾经非常强势，那时大家都普遍地意识到男女之间所存在的不平等与冲突。可是，今天随著复古、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危机的兴起，十九世纪的旧式男女角色分配反而变得新潮，因此，我们便得再度去质疑这个模式，而这出剧的演出自然也就更形重要了。尤其是，在德国许多的生活蓝图与制度规划正在倒退走，而不再以解放运动的精神与七○、八○年代曾有的乌托邦理想为取向。

问：你将易卜生的娜拉转变成杀人凶手，它的必要性何在？

答：原因很简单，《娜拉》在德国是非常受欢迎的剧本，我想，每一季至少也有五出舞台剧的制作，因为演得这么多又这么频繁，它已经算是家喻户晓的经典卡农。最后的结局——她的出走，当然是一种解放，但也带有些许浪漫色彩。当初这出剧第一次被演出的时候，观众对一位妇女竟然离开她的家庭都非常震惊。而这震惊之大，使得在哥本哈根有很多户人家甚至在大门上挂上，「此处禁谈娜拉」的牌子，因为，这出剧引爆了非常多的争议。我想掀起类似的震撼与运动，刺激观众去提出不同的意见、去讨论与探究这出戏。将娜拉变成杀人犯，她就不再只是个受害者，同时还是凶手，这也是对一百二十年来彻底失败、落空的解放运动的总清算。所以，这极端暴力的枪杀，作用便在于，再度掀起讨论、争议，或者说，现在已经被逼到除了开枪以外，别无选择的地步了。

问：你会给现代妇女什么建议呢？

答：（笑著说）完全没有。我认为身为男人，很难去给什么建议，我只能奉上这部作品，推动讨论，可是我既无法给什么良药秘方，也无法给予答案，我只能提出问题，（强调道）尤其是我身为男人。

问：您将易卜生嫁接到现代的消费型态，也引用了好莱坞电影，向电影靠拢是否是无可避免的新写实主义？

答：这不单纯只是电影，而是整个流行文化，这涉及了音乐、玛丹娜、妇女杂志与服装秀。这影像世界，影响我们之深，已经是我们感受现实的一部分。这不是为了现代感，才借用这些影像的。而是为了呈现出，这些影像是如何地支配著我们、左右著我们的思想与性格，因此，它其实是在质疑这样的流行文化，而不是在尝试做电影的翻版。

问：戏剧应如何区别于其他的大众媒体呢？

答：我想，戏剧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容许在形式与内容上，极端、激进地叙述故事，这是电影所不能的。因为电影总是得取决于市场，好莱坞电影制作人的权力与对世界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他们总是去美化故事，呈现美化后的现实世界。就叙述故事而言，剧场是最后的自由地，因此，我相信，相对于电影工业，戏剧拥有更多的优势；对我而言，电影是工业，而戏剧则是艺术自由。

问：《点歌时间》里，所有的动作都是你事先确定下来的，你给演员自由发挥的空间有多少呢？

答：梅耶荷德（Vsevolod Meyerhold，俄国戏剧导演）说的好，最大的自由存在于最大的限制中，这情形跟音乐很像，虽然乐谱都是事先写好、确定的，可是演奏家依然有自由的空间去诠释、去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点歌时间》就好像是一本动作、杂音、行为的谱子一般，这个谱子如果做的很好，演员便可以在其中发挥很大的自由。

问：《仲夏夜之梦》是你首度与一位编舞家（Constanza Macras）携手合作，你将继续致力於戏剧与舞蹈剧场的结合呢？还是再度导演易卜生的剧作？

答：两者都要。其实在易卜生的《娜拉》中已经有许多编舞的成分，而《点歌时间》，也是编舞，只不过不是舞蹈式的动作，而是日常生活的动作。简单地说，编舞就是在空间的动作。而身体、动作、身体的姿势与表达方式，在我的工作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因此，与舞蹈的结合，是个逻辑的发展，所以我会继续朝这个方向走，希望能继续跟Constanza Macras合作，不过我现在得先导Christoph Nußbaumeder的《爱情只是一种可能》，然后接著的是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法斯宾达（Rainer Werner Fassbinder）的作品，所以下一部与编舞家的合作作品只好等了。

问：你认为自己与德国戏剧传统有多少关连呢？

答：当初，我们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们要有别于其他德国剧院。他们总是试图在发展「国家戏剧」，「国家戏剧」的想法是很德国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几百年以来，处于没有政治一统的情况，希冀至少可以借由「国家戏剧」统一语言，促进国家身分认同。可是，对我们与我们的时代而言，逻辑的发展结果，是要做一个国际性的现代剧院；因为在世界各地的大都会，不管是在伦敦、莫斯科、也许在台北还是其他的亚洲城市，年轻的一代面临的困境都越来越相近了。当然，政治体系是很不一样，或者许多情况甚至更艰难，可是年轻的一代在那儿，他们恐惧失业、寻找身分认同、追求流行时尚工业，以及所有的偶像崇拜都是全球性的，因为，问题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在这儿（指列宁广场剧院），事实上企图努力做的是发展一个国际性的剧院，而非德国剧院。

 

文字｜林冠吾 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