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如中国的所有事情一般，在剧场这个领域，也是硬体飞速发展、软体急速呈现需求不足的状态。在上海与北京，据统计，座位数在千人以上的中大型剧场约有十座之谱，而因应奥运与世博的举行，北京国家大剧院等超大型场地也陆续落成。

但，剧场硬体的兴旺，并不代表整体剧场环境水准的提升。

状态两极  剧场票价偏高

演出场次明显失衡，在上海、北京、广州近三年的全年演出场次都过万，接近全中国当年演出场次总数的一半；但在正规场地数量有限的限制下，造成了高昂的使用费，也增加了演出成本，这种成本的增加最终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此在中国大城市的演出市场中，表演艺术有著先天高票价的门槛，无形中也助长了部分剧院对资源和市场的独占甚至垄断态势。

以北京为例，北京最好的室内剧场如保利剧院、天桥剧场、世纪剧院与首都剧场等，场租都在一晚人民币四万元左右，远远高于国外同类场馆。

其中首都剧场的招牌效应相当明显，除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自制剧目外，许多外地剧目或国外剧目在北京演出时，也会把首都剧场视为目标舞台，这次《暗恋桃花源》在北京演出，就选择首都剧场作为首演的场地。天桥剧场则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的属地，此地常常可以看到不俗的国外舞蹈和戏剧作品，很多正式外交文化交流的演出都选择此处。另外保利剧场则是属于军方的场地，许多中国国家内地的大型原创音乐性或是歌舞剧目都在此处演出，如《长生殿》在北京演出时便是选择此处。另外将于二○○七年中启用的北京国家大剧院，更是耗资人民币二十六亿的超豪华场馆，场地大小相当于一点五个小巨蛋。

但另一方面，中国除了这些豪华的官方门面外，大部分剧院演出设施落后、管理不到位、服务水准低，普遍处于惨澹经营甚至入不敷出的状态。

年年上修的经营指标  让成本居高不下

在中国，演出剧场几乎是清一色的国有体制，历来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所不同的是剧场的上级管理者是不同的国家部委、机关、部队或地方机关委局、国有大型企业，因此，剧场经营的特点是在上级领导下的独立经营方式，几乎所有的剧场都有上级管理单位，正因为如此，剧场的经营总留有承包经营的痕迹。剧场经营者制定的全年收入计划也就必须考虑上面的指令性「指标」，也就是业绩，如座落在王府井的东方先锋剧场，一年就必须上缴管理单位国家话剧院五十万人民币，另外还须上缴房屋税二十七万多人民币，区区一个只有三百个位置的小剧场，光是指标就如此沉重，更遑论其他硬体与人事费用。

在指令性指标下达方面，所有的剧场上级管理部门会出奇地一致，就是年年上调指标，没得商量。上调指标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剧场大修及设备更新的费用增加；二是对管理效益的狭义理解：指标节节攀升才能体现成绩。至于下面如何完成？抱歉，那是剧场经营者的事。

不断攀升的指标压到经营者的身上，就只能用两种方式「化解」，一是增加剧场的利用率；二是增高剧场租用的租金。增加剧场的利用率需要下工夫、费力气、花成本，而且受限于好的剧目不多，因此，剧场经营者更愿意通过提高租金来落实完成指标。其结果就是艺术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社会媒体抱怨乃至批评剧场场租太高，让演出票价居高不下。

如北京，今年三月北京市人均月收入预计将突破人民币两千元，而一场小剧场话剧的门票就要花八十至一百八十人民币（比台北的票价不遑多让！），占人均月收入的4％到9％，首都剧场和其他大剧场的门票价格更要占到北京市人均月收入的10％到25％；我今年九月在上海话剧中心参演亚洲当代戏剧节时，也很惊异于小剧场便要人民币一百至两百间的票价，不难看出，目前在中国看戏，只能是少数人的选择，不是白领或是菁英的文化消遣，就是官方拿来做业绩的标的。

大堆头空热闹  台湾精致经验应主动出击

在此状况之下，在中国，较为少见主题明确而有趣的剧展（如诚品戏剧节或是两厅院每年的新点子等），多半都是大堆头而主题模糊的剧展，如每年五月的「北京国际戏剧季」等，十几台大而无当的所谓原创剧目；对于观众的教育与培养也较为不在意，常可看到观众在场内堂而皇之地拍照摄影，而剧场的要求竟然只是「请勿使用闪光灯」，之于剧场工作的智慧财产权与演出秩序尊重还是有待改进。

因此相较之下，台湾两厅院的软硬并重的经营模式，与多年以来培养出来的良好观众素质，较之于对岸，仍有软体上的领先；只是，这样在精致度上的领先还能维持多久？

拿一个最浅而易见的市场数据，《歌剧魅影》在台湾演出时，六十三场的演出就已打破台湾演出市场的纪录，但光是在上海，《歌》剧便演出长达九十七场，在这样庞大的市场诱因，兼之中国与多国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利多下，许多国际性节目会更愿意往中国走；另外也因国际性交流的机会增多，中国年轻剧场工作者，会更有机会培养国际性的经验与视野，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市场部专案经理张婳婳，年仅二十六岁，便有主筹两届「亚洲当代戏剧季」的经验，接待过十余国演出人员，日前更与加拿大史密斯．甘尔玛剧团跨国合作《鲁迅.RAR》，进行两地长达半年的合作计划。这样的国际经验与视野，在台湾同辈的艺术行政工作者中都十分少见，长远来看不容小觑。

因此，两厅院如何主动走出去，将多年来培养的精致原创剧目，找到与彼岸适合的合作管道，不仅可以解决台湾演出节目过多却都昙花一现，让年轻剧场工作者苦无反刍作品机会的困境，也是为未来两岸可能共有的华文戏剧市场找到互补短长的可能。

 

文字｜刘小令 剧场工作者与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