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现代剧场界中重要的导师—姚一苇(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 提供)
纪念大师 In Memoriam

走过时代的沉痛与隐喻

试探姚一苇的剧作与时代的关系

台湾现代戏剧的精神导师姚一苇,离世已经十年了。同时是美学家、戏剧理论家与戏剧教育开创者,最重要的还是身为剧作家的他所留下的剧场作品遗产,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剧场后辈崇仰的经典。为了纪念大师,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今年五月将演出他的知名剧作《一口箱子》。本刊特邀曾执导过姚一苇作品《红鼻子》的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系主任洪祖玲(本名陈玲玲),为文剖析姚一苇剧作与大时代的关系。

台湾现代戏剧的精神导师姚一苇,离世已经十年了。同时是美学家、戏剧理论家与戏剧教育开创者,最重要的还是身为剧作家的他所留下的剧场作品遗产,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剧场后辈崇仰的经典。为了纪念大师,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今年五月将演出他的知名剧作《一口箱子》。本刊特邀曾执导过姚一苇作品《红鼻子》的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系系主任洪祖玲(本名陈玲玲),为文剖析姚一苇剧作与大时代的关系。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一口箱子》

5/25~26     7:30pm 

5/26~27     2:30pm 

6/1~2     7:30pm 

6/2~3     2:30pm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展演艺术中心戏剧厅

INFO  02-33939888

姚一苇小档案

姚一苇(1922-1997),原名姚公伟,生长于江西鄱阳,祖籍南昌。

一九四六年厦门大学毕业后,来台在台湾银行就职,三十五岁起先于艺专、政战学校、中国文化学院艺研所和影剧系等校授课二十余年,一九八二年,提前自台银退休,创办国立艺术学院戏剧学系,是首届系主任兼教务长。

在剧作、美学、理论、批评、散文等领域成就斐然,自五十年代起参与《笔汇》、《文学评论》、《现代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编务,被文学界誉为「暗夜中的掌灯者」。现代戏剧推广上,主持了五届的实验剧展,栽培众多创作与教育人才,广受剧场人士尊崇为「一代导师」。

一生著作有剧本创作十四部、学术论述七部、散文评论五本。

若不了解大时代因素与政治迫害在姚一苇身上所造成的影响,就很难真正解读他的戏剧作品,尤其是《红鼻子》、《一口箱子》、《X小姐》这三部剧作。若按张健在〈姚一苇戏剧的一正一反〉文中所界定,这三出戏的性质都是属于「反」:「所谓反,则意指怀疑人生,讽刺人类,乃至否定人生的价值。」一九二二年出生的姚一苇先生,常说自己是喝著五四奶水长大的。那个年代,内忧外患,战火连连,五四运动声嘶力竭地唤醒知识分子们的社会良知,是一个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但,直到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前,甚至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海峡两岸的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经常是紧张、剥削与迫害的。于是,绕著圈子说话,以象征隐喻等符码来传达一己之言,是一苇先生创作的重要特色;在一苇先生的戏剧世界里,真正的核心动作是无法用自然写实风格来白描的。

《红鼻子》写作背后的沉痛心情

一九八九年,我与一苇先生在台北国家剧院联合导演《红鼻子》。作为剧作家的姚先生平常强调「不解释自己的剧本」,在筹备与排戏过程里,一苇先生仅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的第一次总设计会议中、用约莫一小时的时间解析《红鼻子》的象征意涵。在导戏过程里,一苇先生每次排演必到,但秉持著一开始姚先生即确定的工作原则:「排演场里只能有一个声音!」有关导演之各种作业与执行,一苇先生几完全交由我处理,我也凭一己的直觉和理解来创作,甚少请问剧作家本人。一苇先生对《红鼻子》的整体成绩是相当满意的。

不过,我对自己把剧终场景(王珮珮于红鼻子下海救人时绝望地呢喃著「他不会回来了!」)氛围经营的非常沉重悲恸且惶恐不安,始终有些「疑惑」,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春节拜年时,我带著负荆请罪的心情请问一苇先生:「会不会过于强调了?近乎已提出答案了。」这时候,距离《红鼻子》一九六九年发表在《文学季刊》已整整廿五年后,因台湾解严言论自由了,一苇先生才坦白且完整地告诉我写作这戏的心理背景:《红鼻子》是在非常痛苦的心境下写成的。当时,陈映真因《文季》被捕入狱,陈耀圻也被抓起来,而他自己,早在一九五一年,已育有二子的他,只因有人告发他接了一封他自己从未接到过的信,从八月被关到次年三月。我听了极其震惊,「所以,你说,『他不会回来了!』是对当时政治环境一种痛苦的反射!」一苇先生笃定地点点头,「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人被抓了会不会放回来,心情非常苦闷绝望。」

「这是一个好可怕的时代,我刚好碰到了。」

一九九七年一苇先生辞世时,陈映真在追念文字〈汹涌的孤独〉里,回忆一九六九年他在牢狱中读《红鼻子》时的撼动:

有谁能比一个突然被捕、被拷讯、被投狱而失去一切正常生活的人更理解先生所写的、被不可抗的原因而和外面的生活断绝关系的世界呢?我逐字读著剧本,仿佛感觉先生穿过众神袖手的狱墙,如同往时在先生家客厅那样,向我传来谆谆然、霭霭然的安慰和鼓励,使我不能不面壁屏息,抑制满眶的热泪。

一九九四年春节的谈话,是我通往一苇先生戏剧灵魂的一把钥匙。一九七七年参与《一口箱子》世界首演制作时,我还是中国文化学院艺术研究所戏剧组的研究生,研读这个剧本时,我们用西方「荒谬剧场」套在这个剧本上,事实上,最荒谬的是姚先生成长的年代。一九三八年,原名姚公伟的一苇先生出外就读中学,因八年抗战有家归不得,十九岁高中最后一年无故被关了一个多月,一九四六年大学毕业,原拟先渡海来台湾银行安定工作,孰知两年后政局剧变从此与故乡家人断了音讯,而他在廿九岁时又因白色恐怖再度被捕。

在陈传兴教授领队拍摄的《姚一苇口述自传》里,一苇先生直言他写《红鼻子》时澎湃的感思,相信那也是一九七三年写作《一口箱子》的心理环境:

你看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你说什么是可靠的?……被捕,被抓,送上刑场,那些……那些……那不是很荒谬的事情?For what? For what?现在,如果那些人再活回来的话──确实是白死了一场……

对人生的了解上,经过这么多挫折,越来越虚无,非常空虚,以往的价值观都觉得没有意义……

不发自心底的东西是不能写的。

这是时代的问题。这是一个好可怕的时代,我刚好碰到了。

「现在,连名字都没有了。」

然而,在姚一苇先生十四出剧作里,最消极的是一九九○年写成的《X小姐》。

从廿四岁便来到台湾的一苇先生,因政治因素在台湾定居了此后五十一年,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生命才华奉献给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但,当台湾一九八七年解严,才迈进「民主」,政客的野心随即践踏才绽开不多时的民主花朵。「省籍情结」被政客刺辣辣炒作不已,手段狰狞,如高举血淋淋的猪头下挂著「外省猪滚回去」的牌子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当年已六十五岁在台湾落地生根已四十一年的姚一苇,陷进「这是哪里?」「我是谁?」「何处是我的故乡?」种种大哉问里。一苇先生近乎绝望地沉重告白:

我真的是面临创作上的困境。

实在是,到了这样,真的,除了变成一种符号以外,什么也不是。彻底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所能保留的、能支配的,统统都没有了。现在,连名字都没有了。

Nobody,就是说,不是somebody,而是nobody。

我真真实实地面对我的环境,但,重新开始,是太慢了。

《姚一苇口述自传》

写《X小姐》时,姚一苇悲观地不认为有「重新开始」的可能,然一如张健早在一九七七年所归纳出来的「姚一苇戏剧的一反一正」法则,三年后,一九九三年,姚一苇发表了最后一个剧本《重新开始》,且在一九九五年亲自执导,饰演男主角丁大卫的,是廿七年前写作《红鼻子》时被捕入狱的陈耀圻。

在一苇先生辞世十周年后的今天,我很好奇地想著,这十年来,台湾的政治乱象只有越来越沉沦,商业挂帅恶质媒体腐蚀著社会民心,强调「绝不当空头文学家」的一苇先生,如果仍活著目睹这一切,他的悲愤,将是情何以堪呢?!

延伸阅读

《表演艺术》杂志第55期「纪念专辑/姚一苇」,p.20-30,1997年6月

姚一苇剧作年表

来自凤凰镇的人》(三幕剧),1963年

孙飞虎抢亲》(三幕剧),1965年

碾玉观音》(三幕剧),1967年

红鼻子》(四幕剧),1969年

申生》(四幕剧),1971年

一口箱子》(独幕剧),1973年

傅青主》(二部剧),台北:远景出版社,1978年;台北:联经出版社,1989年

我们一同走走看》(独幕剧),1979年

左伯桃》(京剧),1980年

访客》(独幕剧),1984年

大树神传奇》(独幕剧),1985年

马嵬驿》(三幕剧),1987年

X小姐》(独幕六场),1991年

重新开始》(二幕剧),1993年

专栏广告图片
欢迎加入 PAR付费会员 或 两厅院会员
阅读完整精彩内容!
欢迎加入付费会员阅读此篇内容
立即加入PAR杂志付费会员立即加入PAR杂志付费会员立即加入PAR杂志付费会员
Authors
作者
年鉴广告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