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姚一苇小档案

▲姚一苇（1922-1997），原名姚公伟，生长于江西鄱阳，祖籍南昌。

▲一九四六年厦门大学毕业后，来台在台湾银行就职，三十五岁起先于艺专、政战学校、中国文化学院艺研所和影剧系等校授课二十余年，一九八二年，提前自台银退休，创办国立艺术学院戏剧学系，是首届系主任兼教务长。

▲在剧作、美学、理论、批评、散文等领域成就斐然，自五十年代起参与《笔汇》、《文学评论》、《现代文学》等重要文学刊物编务，被文学界誉为「暗夜中的掌灯者」。现代戏剧推广上，主持了五届的实验剧展，栽培众多创作与教育人才，广受剧场人士尊崇为「一代导师」。

▲一生著作有剧本创作十四部、学术论述七部、散文评论五本。

若不了解大时代因素与政治迫害在姚一苇身上所造成的影响，就很难真正解读他的戏剧作品，尤其是《红鼻子》、《一口箱子》、《X小姐》这三部剧作。若按张健在〈姚一苇戏剧的一正一反〉文中所界定，这三出戏的性质都是属于「反」：「所谓反，则意指怀疑人生，讽刺人类，乃至否定人生的价值。」一九二二年出生的姚一苇先生，常说自己是喝著五四奶水长大的。那个年代，内忧外患，战火连连，五四运动声嘶力竭地唤醒知识分子们的社会良知，是一个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时代。但，直到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前，甚至是今天的中国大陆，海峡两岸的政权与知识分子的关系，经常是紧张、剥削与迫害的。于是，绕著圈子说话，以象征隐喻等符码来传达一己之言，是一苇先生创作的重要特色；在一苇先生的戏剧世界里，真正的核心动作是无法用自然写实风格来白描的。

《红鼻子》写作背后的沉痛心情

一九八九年，我与一苇先生在台北国家剧院联合导演《红鼻子》。作为剧作家的姚先生平常强调「不解释自己的剧本」，在筹备与排戏过程里，一苇先生仅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的第一次总设计会议中、用约莫一小时的时间解析《红鼻子》的象征意涵。在导戏过程里，一苇先生每次排演必到，但秉持著一开始姚先生即确定的工作原则：「排演场里只能有一个声音！」有关导演之各种作业与执行，一苇先生几完全交由我处理，我也凭一己的直觉和理解来创作，甚少请问剧作家本人。一苇先生对《红鼻子》的整体成绩是相当满意的。

不过，我对自己把剧终场景（王珮珮于红鼻子下海救人时绝望地呢喃著「他不会回来了！」）氛围经营的非常沉重悲恸且惶恐不安，始终有些「疑惑」，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春节拜年时，我带著负荆请罪的心情请问一苇先生：「会不会过于强调了？近乎已提出答案了。」这时候，距离《红鼻子》一九六九年发表在《文学季刊》已整整廿五年后，因台湾解严言论自由了，一苇先生才坦白且完整地告诉我写作这戏的心理背景：《红鼻子》是在非常痛苦的心境下写成的。当时，陈映真因《文季》被捕入狱，陈耀圻也被抓起来，而他自己，早在一九五一年，已育有二子的他，只因有人告发他接了一封他自己从未接到过的信，从八月被关到次年三月。我听了极其震惊，「所以，你说，『他不会回来了！』是对当时政治环境一种痛苦的反射！」一苇先生笃定地点点头，「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些人被抓了会不会放回来，心情非常苦闷绝望。」

「这是一个好可怕的时代，我刚好碰到了。」

一九九七年一苇先生辞世时，陈映真在追念文字〈汹涌的孤独〉里，回忆一九六九年他在牢狱中读《红鼻子》时的撼动：

有谁能比一个突然被捕、被拷讯、被投狱而失去一切正常生活的人更理解先生所写的、被不可抗的原因而和外面的生活断绝关系的世界呢？我逐字读著剧本，仿佛感觉先生穿过众神袖手的狱墙，如同往时在先生家客厅那样，向我传来谆谆然、霭霭然的安慰和鼓励，使我不能不面壁屏息，抑制满眶的热泪。

一九九四年春节的谈话，是我通往一苇先生戏剧灵魂的一把钥匙。一九七七年参与《一口箱子》世界首演制作时，我还是中国文化学院艺术研究所戏剧组的研究生，研读这个剧本时，我们用西方「荒谬剧场」套在这个剧本上，事实上，最荒谬的是姚先生成长的年代。一九三八年，原名姚公伟的一苇先生出外就读中学，因八年抗战有家归不得，十九岁高中最后一年无故被关了一个多月，一九四六年大学毕业，原拟先渡海来台湾银行安定工作，孰知两年后政局剧变从此与故乡家人断了音讯，而他在廿九岁时又因白色恐怖再度被捕。

在陈传兴教授领队拍摄的《姚一苇口述自传》里，一苇先生直言他写《红鼻子》时澎湃的感思，相信那也是一九七三年写作《一口箱子》的心理环境：

你看这个世界，你看这个世界，你说什么是可靠的？……被捕，被抓，送上刑场，那些……那些……那不是很荒谬的事情？For what? For what?现在，如果那些人再活回来的话──确实是白死了一场……

对人生的了解上，经过这么多挫折，越来越虚无，非常空虚，以往的价值观都觉得没有意义……

不发自心底的东西是不能写的。

这是时代的问题。这是一个好可怕的时代，我刚好碰到了。

「现在，连名字都没有了。」

然而，在姚一苇先生十四出剧作里，最消极的是一九九○年写成的《X小姐》。

从廿四岁便来到台湾的一苇先生，因政治因素在台湾定居了此后五十一年，他完完全全把自己的生命才华奉献给这块土地这里的人民，但，当台湾一九八七年解严，才迈进「民主」，政客的野心随即践踏才绽开不多时的民主花朵。「省籍情结」被政客刺辣辣炒作不已，手段狰狞，如高举血淋淋的猪头下挂著「外省猪滚回去」的牌子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当年已六十五岁在台湾落地生根已四十一年的姚一苇，陷进「这是哪里？」「我是谁？」「何处是我的故乡？」种种大哉问里。一苇先生近乎绝望地沉重告白：

我真的是面临创作上的困境。

实在是，到了这样，真的，除了变成一种符号以外，什么也不是。彻底的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所能保留的、能支配的，统统都没有了。现在，连名字都没有了。

Nobody，就是说，不是somebody，而是nobody。

我真真实实地面对我的环境，但，重新开始，是太慢了。

《姚一苇口述自传》

写《X小姐》时，姚一苇悲观地不认为有「重新开始」的可能，然一如张健早在一九七七年所归纳出来的「姚一苇戏剧的一反一正」法则，三年后，一九九三年，姚一苇发表了最后一个剧本《重新开始》，且在一九九五年亲自执导，饰演男主角丁大卫的，是廿七年前写作《红鼻子》时被捕入狱的陈耀圻。

在一苇先生辞世十周年后的今天，我很好奇地想著，这十年来，台湾的政治乱象只有越来越沉沦，商业挂帅恶质媒体腐蚀著社会民心，强调「绝不当空头文学家」的一苇先生，如果仍活著目睹这一切，他的悲愤，将是情何以堪呢？！

延伸阅读

《表演艺术》杂志第55期「纪念专辑／姚一苇」，p.20-30，1997年6月

姚一苇剧作年表

●《来自凤凰镇的人》（三幕剧），1963年

●《孙飞虎抢亲》（三幕剧），1965年

●《碾玉观音》（三幕剧），1967年

●《红鼻子》（四幕剧），1969年

●《申生》（四幕剧），1971年

●《一口箱子》（独幕剧），1973年

●《傅青主》（二部剧），台北：远景出版社，1978年；台北：联经出版社，1989年

●《我们一同走走看》（独幕剧），1979年

●《左伯桃》（京剧），1980年

●《访客》（独幕剧），1984年

●《大树神传奇》（独幕剧），1985年

●《马嵬驿》（三幕剧），1987年

●《Ｘ小姐》（独幕六场），1991年

●《重新开始》（二幕剧），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