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二十年来时路，柯基良不免感慨，台湾音乐研究从日治时期殖民政府大量而丰硕的研究打下基础，到许常惠、史惟亮、吕炳川等音乐学者的丰富采集，再到近人的后续接力，宛如一场与时空拉锯的耐力赛，时间压力不断限缩，面对文化资产流失的压力也从不曾减消。绝处逢生或许是民族音乐中心一路以来的惨澹写照，尽管经费、人力编制有限，台湾音乐中心多年来仍累积了一定成果。
台北市杭州北路长不过一两百公尺，路况僻静，前端接攘都会核心通衢忠孝东路，曾有著名北京馆子悦宾楼矗立指标，但已在二○○○年SARS风暴后悄然歇业并拆建。后端如今是一片绿茵环覆的停车场空间，紧邻华山文创园区，但嗅察不出太多动静，仅有活动看板沸沸扬扬，平添街头景致。这段僻静幽「浅」的路，尾端掩藏著一座官厅办公处，素泥立面书写著「民族音乐研究所」，一旁卷门则漆刷上「台湾音乐中心」字样；熟门熟路的人转进石墙，绕过荷花池，即登堂入室，不明所以的人觑一眼外观，但见门面素净，也可感受大隐隐于市的简约美感。
这里是「民音所」，也是「台湾音乐中心」，名称变异反映的是官方机构随时空调整的政策方针指向，但进一步探究，从「民族音乐资料中心」到「民族音乐资料馆」，再到「民族音乐中心筹备处」、「民族音乐研究所」，到今天的「台湾音乐中心」，这处以民族音乐为核心价值建构的官方机构可谓千回百转，曲折变身。事实上，她在台北盆地已逡游了二十年，不断更换地点，不断启用、关门，复开门、挂牌，一路转进却从不放弃，说明民族音乐的恒有价值官民皆不敢轻弃，但民族音乐之重也在政策权衡之轻之间摆荡受挫，难以安顿，迄二○○二年才有此安身之所。
从民族音乐中心开始 曲折多艰的创建历程
国立传统艺术总处筹备处主任柯基良，是这难产的历史过程的见证者，可能也是护守民族音乐官方政策最久的执行者。柯基良是彰化县人，与民族音乐大老许常惠同乡，可能因地缘之亲，从许常惠疾疾呼吁成立专责机构保存、发扬民族音乐资产以来，柯基良一直在公务岗位上给予最大支持。一九九○年，在许常惠、史惟亮发起民歌采集（一九六六、六七年）将近三十年后，在吕炳川等音乐学者接续再倡民族音乐的重要性（一九七○年代）近二十年后，在民间艺人陈达猝逝（一九八一年）以及文建会成立（一九八一年）近十年后，民族音乐专责机构的刍像才在政府单位里落实。时为政府研拟「国家六年建设计划」当刻，第二任文建会主委郭为藩遂在「文化建设方案」下，提出设置文资中心、民音中心、民俗技艺园区、电影中心等附属机构构想，并随即成立「民族音乐资料中心」工作小组，聘许常惠教授担任顾问兼召集人。工作小组为临时约聘雇人员组成，办公室租于台北市金华街一栋公寓二楼，展开软硬体相关筹设工作。
柯基良指出，民族音乐中心专责机构迟至一九九○年才展开筹设行动，跟政府施政方针有很大关系。他不讳言，之前政策趋向保守，对各部会成立附属机构多有保留，直至一九九○年代革新风气渐开，文化建设成果也受到肯定与瞩目，相关吁求才得以付诸实践。
民族音乐资料中心筹备动作以保存、研究、推广民族音乐为宗旨，并且意寻觅一固定场址建馆。初期曾看中南海学园、松山烟厂，后转询台北县中和市四号公园预定地。工作仍进行中，不料文建会后来自身想法改变，主张与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迁建合并，惟此案一出，规模与难度增高，开始漫长又无效的部会协商，最终讨论了三、四年，无疾而终，任务编组小组也退出租赁公寓，转为文建会内部常态业务，但实则毫无进展。直至一九九六年林澄枝接任主委，文建会改弦更张，重回独立设馆方向，并随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挂牌（一九九六年）后，于一九九九年报院核定成立民族音乐中心筹备处，并于该年正式挂牌营运。历经九年周折，筹备处办公室竟又回到当年金华街同栋公寓较高楼层，今昔相照，真可说步步危难，「举步维艰」。
落脚旧空间 台湾音乐中心含古纳今
民族音乐中心筹备处由当时身任文建会参事兼传艺中心筹备处主任的柯基良同兼主任一职。柯基良指出，当时筹建地点已改为中和市锦和社区运动公园，但遭地方民代强烈反弹，还曾至地方有线电视台举办公听会，讨论数种回馈方案，最终获地方支持，并已办理征图完毕，就待动工。只不过，一番努力，到了二○○○年又起变化。为配合政府资源整合暨组织精简，高层决议暂缓民音中心硬体兴建计划，并调整组织型态，将民音中心并入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组织架构内，业务内容也退缩为静态保存研究为主，不再具备展演之需。只不过，柯基良并未放弃，刚好台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南移，原向农委会粮食局台北办公室旧址借用的空间正待归还，柯基良认为机不可失，向当时的主委陈郁秀建议不妨改为民族音乐中心办公厅，陈郁秀也大力支持，于是，二○○二年，在建筑师陈瑞宪设计下，「民族音乐研究所」（初期以民族音乐资料馆开馆）以旧空间再利用之姿正式现身，飘荡了十二年的民族音乐，以传艺中心派出单位的官方身分，终于有了正式的空间。一方荷塘，浅水流光，接下来的数年，民音所从台湾音乐保存调查工作，逐步扩大至亚太民族音乐，常常每逢周末日，乐音从高墙后轻泄而出，这里举办了一系列小型音乐活动，成为台北都会一隅令人惊艳的户外音乐展场。
民族音乐研究所有了暂栖之地，开始展开正式的搜集、保存、整理、研究、田野调查工作，陆续发展台湾音乐发展概况报告、日治时期音乐史料整理、建立影音资料库、典藏原始文件、举办学术研讨会、出版专书专论等等。二○○八年传艺中心改为国立台湾艺术总处筹备处，派出单位民族音乐研究所也再度更名为「台湾音乐中心」，即今日现貌。搜集研究范围也不仅局限民族音乐，包含现代音乐在内，只要是台湾音乐相关研究皆可纳入。
一场与时空拉锯的耐力赛 期许未来新空间展现更多可能
回首二十年来时路，柯基良不免感慨，台湾音乐研究从日治时期殖民政府大量而丰硕的研究打下基础，到许常惠、史惟亮、吕炳川等音乐学者的丰富采集，再到近人的后续接力，宛如一场与时空拉锯的耐力赛，时间压力不断限缩，面对文化资产流失的压力也从不曾减消。绝处逢生或许是民族音乐中心一路以来的惨澹写照，尽管经费、人力编制有限，台湾音乐中心多年来仍累积了一定成果。文建会接下来要做的是，规划筹建台湾戏剧音乐中心，含国家国乐团、台湾音乐中心、实验合唱团、国光剧团在内，以台北市士林区美国学校旧址为规划地，台湾音乐中心将拥有更为充裕的硬体空间，可进一步扩大典藏、研究及推广、展演活动。展望未来，台湾音乐中心将承载著台湾音乐历史及现况发展研究重镇与展演橱窗的重大功能，让台湾音乐集中于一地，展现她应有的特殊光芒与魅力。
踏入民间搜集记录 转化研究充分运用
台湾音乐中心主任方芷絮谈业务方向与展望
文字 李秋玫
民 国七十九年，一群怀抱热忱的学者所进行的民歌采集运动唤起了本土文化的自觉，也让文建会决定成立专责单位来执行，于是委托民族音乐学者许常惠担任专案小组 召集人进行「民族音乐中心」的筹设。到了民国八十五年期间的规划包括有表演厅、资料馆等，规模与传艺中心相仿，并且认为有设立在都会区的必要，因此在台北 找到中和锦和运动公园作为硬体兴建的基地。
政党轮替期间，「民族音乐中心」的筹建计划被重新检讨，为了配合组织精简以及闲置空间再利用，于是以旧有的粮食局仓库作为基地，并且预计将原先硬体的经费挹注到软体。就这样民族音乐中心变成了「传艺中心」的一个派出单位，成为「民族音乐研究所」附设的「民族音乐资料馆」。
珍贵采集资料 致力充分运用
因 为地方小，因此作法走向专业与数位化，馆内开辟了许多资料库，包括杂志、论文、研究等等，希望透过科技网路的连结，跟国内外专业图书馆得以连结。而其他资 料馆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文建会一处处长兼代台湾音乐中心主任方芷絮指出：「差别在于，我们大部分都是一手资料，这其中最丰富的就是原住民，包括从早期许常 惠老师，到后来针对达悟、泰雅、赛德克等等族群的重新厘清与采集。」或许有人质疑，这些工作与其他单位相互重叠，但她也表示，原民会虽然成立，但他们著重 于整个原住民的音乐系列的观察诠释与重建；客家音乐有客委会关照，因此找寻不足的地方弥补；汉民族方面重点在于南北管方面的影音资料、道教方面仪式性的音 乐研究。
九十七年三月以前，还是「民族音乐资料馆」时，所做的就是过去的采集如何充分运用、诠释并且推向国际；成为「台湾音乐中心」之后范 围更广，方芷絮说；「不只是民族音乐，台湾这块土地所发生的音乐都是所关注的对象。」调整的新目标，是希望能够发挥整合型的角色、建立相关平台。她表示， 流行音乐有自己的体系，只要有沃土即可发展。台湾音乐中心能做的，是建立台湾音乐授权平台，将已经取得版权的部分，在一定的条件底下使用。或者推出更广的 资讯平台来提供有需求的民众一个明确的管道来取得。
走入民间基层 长期观察搜集
研古与创新是并重的，中心将范围扩大至整个华语地区，举办了四、五届的「民族音乐创作奖」用意就是鼓励创作、将旧有资源再活化。另一方面田野调查的脚步也不 能断，结合全国大专院校音乐系所做的《台湾传统音乐年鉴》，则是到庙口、祭仪蹲点、观察生态脉络，点点滴滴累积起来。「时间长了才能感受到它的可贵。它虽 然没有很多人可以欣赏，却很重要！」方芷絮有感而发：「过去许常惠老师做民歌采集、大陆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地毯式的定期普查，但我们在没有这样的环 境之下，只好将范围锁定传统音乐中较偏向于民间音乐的部分，也就是说，是其他单位没有在做但却很重要的。音乐厅、舞台等上演什么样的表演可能大家都很瞭 解，但部落、庙会在做什么，却是没有人知道。这块最辛苦、最难取得资料的，我们就长期来做。」
抢救正在流失的文化，就在许常惠逝世十周年纪念期间，台湾音乐中心仍旧不忘先人的脚步，将足迹踏进基层，让台湾音乐的主轴脉动能够有明确的记录、整理与再创造，也让今日的养分，作为明日重要的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