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许常惠老师遗留下的历史录音，重返几乎被遗忘的民歌采集运动现场，历史录音虽然随著时间的累积而逐渐被遗忘，然而不变的是歌声中的热情与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与执著。在四十余年后的今日，俯拾过往的音乐轨迹，除了将之数位化后作为永久典藏之用，更希冀有心人士，能善用此资源，在实务面，可作为传承传统音乐的示范，在理论面，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石。
五十年代的民歌采集运动
民国五十年代，台湾社会现代化所衍生的问题，已清楚地反应在音乐界──西化现象普遍存在于各种音乐类型中。在艺术音乐方面，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专家，以学习西洋音乐为荣；学校教育的音乐课程内容，以西洋音乐为主；而当时所谓的国乐，亦受到西洋音乐影响，提倡「中乐西奏」、「西乐中奏」的理想。相形之下，原本根植于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民族音乐，却逐渐凋零消逝。
在此时期，到法国留学的许常惠，受到外国「民族音乐」思潮的影响，从巴尔托克的音乐与音乐观中，了解到民族音乐的重要性，更从阅读王光祈的音乐论述中，认知到研究本国音乐的急迫性。自法返台后，许常惠带著西式音乐专业训练的背景，及对研究民族音乐的信念，开始与史惟亮等人合作，展开台湾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族音乐寻根之旅。
民国五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联合报刊载史惟亮所撰〈维也纳的音乐节〉一文，史氏对国人轻蔑本土音乐，提出强烈的质疑，并强烈地声明民族音乐的重要性。对此观点，许常惠深表赞同，以公开信〈我们需要有自己的音乐〉回应。自此，二人成为工作的伙伴，以保存与发扬民族音乐为志，一同为推行民族音乐而努力，除了从事音乐学术工作、积极促成研究机构的成立之外，其在主导「民歌采集运动」的成就，更成为台湾音乐历史上重要的一环，为台湾各族群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有声史料。
民国五十五年的三次民歌采集活动，皆为短期的田野调查工作，每次大约历时五天，这些小规模的采集活动，不但为日后的民歌采集活动热身，并且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民国五十六年，许常惠及史惟亮所创办的「中国民族音乐研究中心」成立，相较于先前，音乐研究中心在资金、人员方面更为充裕，是故在许、史的策划下，展开了更密集的采集活动，更进一步地实现二人保卫民族音乐的决心；同年五月至八月间，其所策划的民歌采集运动，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有系统的一次，主要采录者共十一人，总共采集约千余首歌曲。
到了民国五十六年的民歌采集运动，时间从五月下旬起至八月一日，历时约二个月。此年度之采集活动，在时间、采录地点、人员等各方面，皆较前期更广，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期程为五月下旬至六月间，主要采录者共五人，为许常惠、史惟亮、李哲洋、刘五男、范寄韵。许、史二人主要负责福佬、客家民歌的采录，李、刘二人负责原住民音乐部分，范则主要负责行程规划。此期间共计进行五次田野调查。
花东地区的阿美族民歌采集，除李哲洋、刘五男以外，尚有李泰祥、陈茂萱、戴洪轩等人一同参与。受限于当时山区地形、交通等限制，队员们个个必须背著沉重录音器材与相关工具，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往深山里去，寻找发掘那些未受文明洗礼的原始之音。相对于在花东采录原住民音乐的辛劳，另一方面，在采录福佬、客家民歌时，出现了不同的困难之处，由于文明的影响，这些民歌逐渐没落。
在客家民歌方面，幸而有中国广播公司苗栗电台，自民国五十三年起，每年举办客家民谣比赛，在桃竹苗一带，透过比赛带动民歌演唱的风气，参赛者不止村夫农妇，还包含了各阶层的社会人士，此比赛可以说是客家族群的全民音乐活动。而在福佬民歌方面，状况并不如此乐观，史、许二人到戏班、穷苦人家中，一点一滴地去找寻民歌的踪迹，在这个阶段中所收录的乐曲数量，根据《台湾新生报》的报导，一共收录六百多首客家民歌，与不到一百首的福佬民歌。
二、第二阶段─暑期民歌采集
第二阶段之采集工作于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一日间进行，为期约两周，此次的采集活动亦称为「暑期民歌采集」，被视为民歌采集运动的高潮，总计共采录六百余首歌曲。参与录音工作者共十人，依采录的路线地点，分成东、西两队进行录音的工作。东队成员有史惟亮、叶国淦、林信来等三人，采集地区包含宜兰、花莲、台东、兰屿、屏东等地，对象包含泰雅、布农、卑南、鲁凯、排湾、雅美、福佬等族群，共采录两百余首歌曲。
西队方面，主要成员有许常惠、颜文雄、吕锦明、徐松荣、丘延亮等五人，采集地区包含台中、南投、彰化、高雄、屏东等地，对象以邵、排湾、鲁凯族及福佬、客家族群为主，共采录四百余首歌曲。
许常惠历史录音数位化工程
民国八十九年七月，许常惠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退休下来，风潮唱片公司杨锦聪总经理旋即提拨一笔「风潮大师讲座」基金，聘请许老师在八十九年上学期（九月至十二月）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音乐学研究所开设「风潮大师讲座」。不到二个月，他又去接任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
此间，有一天许老师突然要笔者到他位于北投的新居商谈要事，原来他要我找风潮唱片公司，代为处理民国五十六年至民国六十六年期间所有保存下来的田野历史录音资料，同时要笔者带回九十四卷之原始录音盘带。当时，笔者心中诚惶诚恐，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老师信任我，愿意将毕生累积的历史记忆交予我来处理，我有幸可以亲耳聆听到这些历史上早期台湾的声音；忧的是老师告知五十年代的录音带已经霉化，再加上这一批录音带当时录音时的转速不一，目前已很难再转录出来，要我找风潮唱片想想办法。
民国八十九年七月在时任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筹备处主任兼民族音乐研究所（现为台湾音乐中心）所长柯基良先生的支持下，我们起了一个名为「台湾民族音乐资料典藏计划（一）：【许常惠教授民歌采集运动时期历史录音还原计划】」。本计划是以许常惠教授的台湾民族音乐采集历史录音资料还原作为起点。本计划所处理的历史录音母带可以分成两部分：一为民国五十五至五十六年间民歌采集运动时期之三十四卷盘式录音母带，二为民国六十六年民歌采集运动时期的六十卷卡式录音母带。
以下拟将这两批母带之保存现况、处理经过及处理成果，一一说明如下：
（一）第一部分：民国五十六年民歌采集运动时期的四分之一盘式母带；此为许老师最初的第一批田野录音资料，该部分共提供三十四卷四分之一盘式母带。此三十四卷母带经比对后发现下述问题：其一，母带皆以五十年代期间最盛行的德制Uher四二○○／四四○○Report Stereo型四轨盘式立体声所录制，该机型目前已不被使用。
其二，由于该录音机可以依录音者的需要而选择录音之速度，经查证后发现该批录音带的速度有四种可能性，其中以三点七五速度的最多，这是因为在当时经济条件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为了省钱，录音当然都选择速度偏适中而慢的三点七五作录音，也因此造成了目前要将该批录音还原最困难的地方。其三是，三十四卷母带均已发霉，并且都已开始氧化、黏著，甚至断裂。
面临此三项难题，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录音母带潮湿、发霉、断裂的问题。由于该批母带不能马上自录音机输出音源，首先得先使用「烘烤机」，将该批录音资料以微火的方式来烘烤、去霉后便开始处理音乐的转录。由于这批盘式母带是以德制Uher四二○○／四四○○Report Stereo型四轨盘式立体声所录下，所有这三十四卷录音母带就必须以原型四轨、四速机型录音机来作音源输出。然而民国八十九年在国内该型录音机早已被淘汰不用，即使可以找到同型机，也都进化成双轨、双速盘式录音机。
因此，Uher四二○○／四四○○Report Stereo四轨、四速机型录音机的找寻在国内确是一项困难。后来在一家名为「育升」的录音处理公司的仓库中，终于找到了该型录音机，只可惜已近廿年没起动过，塑胶皮带也已断裂。最后在「育升」负责人许应顺先生的还原下，该型录音机终于可以运转。
接著我们将这三十四卷录音母带一一过带，却又发现了另一问题：过去的录音，一卷母带是正面录一次之后，再从反面录回来，于是在直接从录音机转录输出原音时，就出现了「双轨交叠」的「复音现象」。于是我们又一一将每一卷母带，先关掉一轨让另一轨输出后，再做相同的动作于另一轨。因此，一卷盘式母带的音源输出，要花费相当于四小时的时间。接下来是录音带转速的处理，由于在民国八十九年时，国内只有三点七五和七点五速度上的录音方式，为了处理历史录音中不同的四种速度，必须作速度类比的处理，才能符合现在单一速度的数位化处理。
当音源和录音速度的难题都解决后，我们才得以开始将音源一一的输出于电脑处理槽当中。俟所有的录音带都输入电脑后，接下来是依原历史录音母带的编号次序，将音源依乐曲的多寡分成数个轨迹（track/plage），编辑到可听式／可读式雷射唱片（CDR）当中，作为将来听、选方便的数位雷射唱片储存带。同时也将每卷CDR转拷成数位录音母带（DAT），作为将来永久得以保存的母带。由于在转拷过程当中，经过烘烤、去霉、再输出两次，原本的盘式母带磁粉已经完全脱落，该母带也已功成身退，不能再使用。经过转录后，共整理出二十卷六十分钟的数位式母带，总长约一千两百分钟。其音乐种类以原住民音乐最多，其次是北部地区的客家音乐比赛实况录音，以及伸港乡的福佬音乐录音。
（二）第二部分：民国六十六年民歌采集运动时期的卡式母带；这部分录音是许老师在民国六十五年至六十七年间的民歌采集运动时期的录音。由于六十年代的录音设备已经改善成可携带式的录音机（portable recorder），因此该批录音都是以卡式录音座所收录下来的录音带，数量共有六十卷。该录音的音源，由于录音品质与保存较好，因此处理起来较容易。
首先我们将音源由原来之杜比录音（dolby），转化成数位式（digital）音源。再将所有音乐转入电脑槽储存，然后再将数位音源一一转入编辑到可听式／可读式雷射唱片（CDR）当中，作为将来听、选方便的数位雷射唱片储存带。同时也将每卷CDR转拷成数位录音母带（DAT），作为将来永久得以保存的母带。但因其中有两卷母带已完全损坏，因此仅转录下五十八卷CDR。至于该批母带之音乐内容，完全是台湾原住民音乐。
重返花东历史录音现场
历史录音的数位化工程，已于八十九年七月至十一月期间全数完成，原本计划接续进行采谱、采词、音乐诠释资料撰稿及光碟出版等相关工作，却因为许常惠教授于民国九十年初猝逝，后续的计划因而搁置。迟至民国九十七年九月，才开始著手进行【许常惠教授民歌采集运动时期历史录音还原第二期计划】，将民国五十六年所采录的内容，包含第一阶段（五月至六月）及第二阶段（七月至八月）之录音资料，进行视觉化的乐谱转译及相关文字资料的撰稿工作，以便录音资料得以与乐谱、歌词互相对照，让每首音乐呈现其原来之面貌。
在执行第二期计划过程中，笔者于九十八年一月十日起一连六日，带领研究团队共计十一人，前往历史录音中之花东地区原住民部落，进行历史录音的田野调查工作。工作内容主要是将音乐带回原初的录音地点，一首首地播放给族人们聆听，随后便开始访谈及确认每首乐曲之音乐类型、歌词内涵、乐曲背景、演唱场合等相关资料。难能可贵的是，我们还访问到了当年历史录音中的演唱者，包含花莲县玉里镇德武里的郑中雄、林真珠、王秀玉，玉里镇春日里的黄春日、曾玉花，及当年演唱者曾水旺的儿子曾水清，他是现在丰年祭的领唱者。
此次田野调查的地点包含花莲县之玉里镇德武里、玉里镇春日里、光复乡东富村太巴塱部落，及台东县之鹿野乡和平村和平天主堂、卑南乡建和里、黄贵潮文史工作室。
从许常惠老师遗留下的历史录音，重返几乎被遗忘的民歌采集运动现场，历史录音虽然随著时间的累积而逐渐被遗忘，然而不变的是歌声中的热情与对传统音乐文化的认同与执著。在四十余年后的今日，俯拾过往的音乐轨迹，除了将之数位化后作为永久典藏之用，更希冀有心人士，能善用此资源，在实务面，可作为传承传统音乐的示范，在理论面，可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石，让此份珍贵的历史音乐，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
（全文刊载于《传艺双月刊》第8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