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夫．莱许，极简音乐的先驱之一，作品数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百演不辍。大师不仅拥有广大数量的乐迷，在音乐史上也是极为重要的人物，对近代音乐界及年轻作曲家影响至为深远。
在与大师的访谈过程中，透过越洋电话传来的，是中气十足的声音，以及自信爽朗的谈吐。大师说话的风格，一如他的音乐：速度之快，抑扬顿挫却总放在恰如其分的位置。谈起自己的作品，便像个骄傲的父亲般，如数家珍。
Q：您在许多文章及访谈中强调您音乐中关于脉动、调性及和声之使用的重要性，而这些要素也使得您的音乐非常受到欢迎。您认为这些要素对人类的意义是什么？
A：你说的是从葛利果圣歌到巴赫，到海顿、贝多芬、斯特拉温斯基、巴尔托克以及我自己，也就是从时间之始到时间之末皆存在于音乐中的要素，所以……哈哈！
Q：所以您是说缺少这些要素的现代乐曲，是偏离常态的吗？
A：我所指的是荀贝格、贝尔格、魏本、布列兹、史托克豪森等以创作无调性作品的人。他们当然是很好的作曲家，也是很严谨的艺术家，这点是被肯定的。只不过他们做的却是「非常态」的事，因为他们的作品排除了调性和脉动性的节奏。
事实上我和我这一辈的其他人并没有发起改革，我们只是恢复了常态。我和斯特拉温斯基使用的，同样还是脉动、调性及和声的基本要素。可是这些重要的基本元素，却在荀贝格之后的一段短暂时光之中被搁置了。然而我认为这些东西是不能被搁置的！你可以写很不寻常的音乐，但那永远只有为数很少的听众，而大部分的人会觉得那很难懂。
Q：您作曲上所使用的相位差（phasing）、卡农及音色变化让您的音乐听起来既有趣又错综复杂。还有那些不停重复的乐句单元本身也拥有非常迷人的旋律和精巧的节奏。您可以告诉我们您是如何写出那些单元的吗？
A：我想我在创作旋律性的材料时，非常信任我的直觉和耳朵。例如在写《击鼓》和《钢琴相位》时，我会坐在键盘或鼓的前面然后开始即兴，直到找到可以用的乐句。我也发现如果把那些乐句变成两个声部然后从不同的节奏位置上同时演奏，可以变成很好的卡农素材。所以这是个两个条件的结合：（A）使用音乐直觉，以及（B）使用头脑来设计对位。
Q：还有《不同的火车》，对我来说这首曲子有种魔力在里面。另外《诗篇》也拥有很美的旋律。
A：《不同的火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话语」。第二乐章中的话语来自纳粹大屠杀中幸存的犹太人，而第一乐章则是来自我年幼时的家庭女教师，以及一位当时在我所搭乘的火车上担任搬运工的黑人。在一九三七到三九年，我这个住在美国的年幼犹太人，搭著火车往返我离婚的父母住处。而与我同龄却不幸住在鹿特丹、布鲁塞尔或布达佩斯的犹太人，则搭著纳粹火车到波兰毒气室，最终被烧成灰烬。这些声音的重要性便是显示这两种经验之间的对比。如果不是上帝的慈悲，我会经历他们的处境，你我就不会有今天的对话了。所以这是《不同的火车》中一个很强烈的情绪刺激。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首曲子的旋律来自说话者话语的旋律。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曲子可以具有一个强大的情感性内容。因为这是真实的人们谈论著自己的人生。
《诗篇》就完全不同了。那是我为赞美诗中的文字创作旋律。数以百计的作曲家曾为赞美诗作曲，但我想要用它原来的语言，也就是希伯来文来作。我在哼著我选的其中一篇：「（唱）Hashamayim mesaprim kvod el」时，我脑中的耳朵也听到「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那是我多年以前所听到的巴尔托克的保加利亚音乐中的节拍更换。那不是我刻意寻找或计划的，它只是就这么发生了。那使得我在《诗篇》开始了一个全新的作曲技法，也就是不断转换节拍。我想这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也是我开始进行一个新作曲技法的契机。
Q：您的一些作品，例如《出来》、《不同的火车》和《三个传说》（注1），背后有些故事或概念我认为是很博爱的，或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那是否也是您的音乐在整体上的一个哲学观？
A：这个嘛，当我需要用文字时，我就用文字。至于器乐作品，你要问我它们要表达什么意义，我会说它们的意义就是音乐！
Q：您是说这些器乐作品除了音乐之外没有其他要表达的东西吗？
A：我认为所有历史上曾经被写出的器乐表达的都是音乐！而，是的，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方式来解读任何音乐，但你会喜爱它的原因，是因为它在情感上打动了你。但是情感并不是一个特定的讯息！有的时候作曲家的确会写音诗、标题音乐，但大部分的器乐曲，是表达音乐的音乐。若它不能在情感上令我们感动，不能够抓住我们的心，那它就失败了，而且会被遗忘。但若要明确地说：「你看，这是关于人生的哲理。」那不是我们真正要听的东西。
Q：您认为身为一位作曲家，最令您感到值得的事是什么？
A：我感到最值得的事，是年轻音乐家想要演奏我的音乐，而且观众想要听。在这样的情况下，音乐会活下来；反之，音乐就死了。
Q：今年是您的七十五岁生日，而您仍持续活跃地创作。您永远有想法及活力写新作品的诀窍是什么呢？
A：天晓得！哈哈……
Q：（陪笑）呵呵……您可以多说一点吗？
A：（语气和缓）我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也尊敬像佩尔特（Arvo Pärt，1935-）（注2）这样有信仰的人。我们活在一个世俗的世界，艺术领域尤其如此。但若我们看看一些信奉宗教的作曲家的作品，我们很难定义他们是作曲家还是教徒。我想那是因为音乐一直以来都与宗教结合在一起。音乐与宗教的实践曾经是相通的。音乐上的动念和宗教上的动念是相系的。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是我们所有人拥有的一个遗产。
Q：您去年才刚发行了一张新CD，里面有您最新的两部作品。可以谈谈它们吗？
A：当然。《双六重奏》是我所写过最好的作品之一。我受委托为Eighth Blackbird这个团体写曲。他们的编制是长笛、竖笛、小提琴、大提琴、钢琴、打击各一。我向来需要用成对的乐器来演奏卡农，所以我请他们自己录音，然后对著录音演奏。结果它就像一个小型的管弦乐团，因为我们有木管、弦乐、键盘和打击乐。对我来说，为从未写过的编制作曲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有时候乐器编制就是灵感来源。
2x5也是一样的。我一直对为电贝斯写曲很有兴趣。因为两把电贝斯互相弹奏重复且相嵌的句子，效果非常好。然后我想，电贝斯加上钢琴，就像个节奏声部；鼓只偶尔以重音及色彩的方式出现；电吉他则是个旋律乐器。这是一首用摇滚乐器写成的室内乐，但它并不是摇滚音乐。
这首曲子在演出时，有些演奏者同时是摇滚乐团的乐手，也是受过严谨学院训练的音乐家。我们所活著的这个时代，年轻音乐家可以演奏任何他们喜爱的音乐种类。他们可以同时是古典音乐家和摇滚乐手。有何不可？我自己在随贝里欧（Luciano Berio，1925-2003）（注3）学作曲时也曾参加爵士乐工作坊演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1926-1967）（注4）的曲子。柯川对我的影响和斯特拉温斯基及巴尔托克一样重大。我认为这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好音乐永远反映它的时代，以及它的所在。
注：
- 此三首乐曲皆包含有人物的谈话或谈话片段。
- 爱沙尼亚人，极简音乐作曲家，虔诚东正教徒。以独有的“Tintinnabuli”（意谓「钟鸣」，使用极为朴素的基本和弦与即为简单的节奏制造钟声鸣响的效果）作曲技法闻名。
- 义大利人，现代音乐作曲家，以实验性作品及电子音乐著称。
- 美国人，爵士萨克斯风手及作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