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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提夫.莱许在磁带音乐作品上的实验,是电子音乐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贡献。(本刊资料室 提供)
大师.经典 Maestro and Master piece 史提夫.莱许/探索作品

从磁带到现场演奏 织叠交错的奇妙乐境

史提夫.莱许与电子实验音乐

史提夫.莱许从录音磁带发展出来的phasing process,是其创作技巧与理念的基础,也是电子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后,不能满足于磁带的限制,莱许更将phasing技术扩大运用,不但应用在现场演奏家上,也运用在跨领域的装置作品中……

史提夫.莱许从录音磁带发展出来的phasing process,是其创作技巧与理念的基础,也是电子音乐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而后,不能满足于磁带的限制,莱许更将phasing技术扩大运用,不但应用在现场演奏家上,也运用在跨领域的装置作品中……

一九六○年代史提夫.莱许在磁带音乐作品上的实验,尤其是以phasing process(相位偏移的过程)作为创作技巧与理念之基础,无疑是电子音乐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贡献。《天将降下大雨》于一九六五年首演后所受到的瞩目,让莱许在隔年迅速完成了结构更成熟、设计更缜密的《出现》与《口风琴》Melodica;紧接著,莱许大胆假设与思索,将phasing(相位偏移)技术由磁带机器转而应用在演奏家上,因此著名的phase系列器乐作品诞生。六○年代晚期,更将此技术延展至跨领域之装置作品;其原创的力量不但影响同时期菲利普.格拉斯之早期作品,在现今的极简作品中仍可见其足迹。

一句话语  织叠错落成乐

受当时具象音乐(musique concrète)的影响,莱许早期的磁带作品喜爱以日常生活的录音为素材来源,尤其是言语,但不同于当时的作曲家,他不喜欢过度扭曲原声,认为这样会失去保有「记录」的意涵。《天将降下大雨》的基本素材来自一位黑人传教士的一段话语节录,以关怀冷战升高的议题为发想,而《出现》则是以音乐直接呈现当时社会上种族问题的压抑与不公。

莱许自认《出现》是《天将降下大雨》的提炼版,不论是在结构设计或是音乐性上。当时的委托是为了一场慈善音乐会,为一九六四年哈林区暴动中一群被判刑的黑人青少年再审案来募款。作品中的单一素材“come out to show them”也是撷取自其中一位青少年的访谈录音,述说他被警方殴打,到医院还需掀开伤口来证明证词:“I had to, like, open the bruise up, and let some of the bruise blood come out to show them.”Reich善用其语韵自然流露出的音乐性与节奏感,在长达十三分钟的作品,这句话或其片段以磁带回圈(tape-looped)的方式不断循环拨放。开始时,两个相同内容声部同步播放,不久后精采的phasing process开始,在听觉的感知上,最初会产生残响(reverberation)的错觉,随著秒差逐渐扩大,残响的延长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切分交错的节奏。“come out”在此时很明显地变成co-ma-ma、co-ma-ma-ma、co-ma-ma-ma-ma……的动机发展,甚至副旋律(sub-melody)的衍生;而“Show”里的sh也另被撷取出来,玩弄出像是沙铃的声响与节奏感,直至sh的声音攫取整个频谱。

 

在双声道phasing in与phasing out,玩弄齐奏与微分秒差之间所造成节奏的趣味与运动感,莱许更在形式上精心设计,以逐渐增加声部来堆叠出声响空间位移的复杂效应,尾声以八个声部的素材迅速移动、闪烁在双声道的空间中,复杂到字词已近乎完全听不清楚。如此一来,由语词(text)逐渐转化为音乐织度(texture)上的复杂交错,是否暗指机器的无情程式超越人类可以控制的范围?莱许是否企图以音乐暗寓当时种族问题的不公与反抗?较于前期作品,《出现》展现更具系统性的创作手法,以及具层次性的思维,在表面上似乎极简的反复,却产生语意学、声响学、声响心理学及心理学上的相关结果。

放下磁带  演奏家上阵phasing

《口风琴》于《出现》首演后的同年五月,以一天的时间就完成,无论在结构与技巧方面,几乎完全相似。然而,莱许也在此时发现到用磁带作相位偏移的限制性,他曾说:「我开始觉得自己像是陷在实验室里的疯狂科学家。」他开始思考移植相位偏移技巧到现场器乐演出的可能性,他说:「虽然相位调整像是为磁带技术而生,实际乐器的演出似乎做不到,但另一方面,我也想不出比让现场器乐做相位差的过程更有趣的事。」于是在一九六六到六七年间,《簧乐相位》Reed Phase、《钢琴相位》、《小提琴相位》Violin Phase等三首作品产生,为一位演奏家与磁带,或是为两件相同乐器;这些作品其实在音乐设计上较磁带更为精致,尤其在织度与对位层次上。

由于莱许与现代艺术家罗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的相识,在其所带领的「艺术与科技实验」(Experiment in Art and Technology,EAT)计划下,得以和其他艺术家、科学家与工程师合作,也由此促成了一九六七年一系列在纽约视觉艺术学院(School of Visual Arts, New York)的演出。《我的名字是》My Name Is(1967)近乎于装置艺术作品,在演出时,一群自愿的观众对著麦克风说出自己的名字,然后此录音会即时以回圈式反复播放,而且phasing至声响空间里。作品《钟摆音乐》(1968)(注)中,要求麦克风需以离地面等距地从天花板悬吊,每支的正下方放置一个面朝上的扬声器,然后麦克风要像钟摆般规律晃动,每次接近扬声器时,所发出的反馈声(feedback),作为操作相位偏移的基本声响素材。演奏家不用做任何事,只需与观众一起坐著聆听反馈声所造成的、多声部脉搏般的声响效应,直至麦克风的晃动逐渐因空气阻力而停止,反馈声变成单一持续音,此时,演奏家们的工作就是拔掉扩大机的电源插头。以另一角度来思考,在经由早期作品的历练后,莱许大可玩弄更精密的设计、更夸张的操作,为何这首作品像是完全走回无人为操弄的自然性?在他一九六八年发表的著名文章〈Music as a Gradual Process〉(后来也被当作是低限主义的教条)可窥见,《钟摆音乐》也许是最接近他的初衷:「演奏与聆听一段缓慢变化的音乐进程,就像是拉著秋千,放开它,然后观察它摆动而至停止。」「一旦进程的设计与装载完成,就让它自行运作……」

极简纯净  能否跨越时代?

莱许在磁带作品上的创作仅止于一九六九年,但相位偏移的手法仍持续实验于器乐作品上;直至一九七六年,当莱许发表《为十八个乐手所作的音乐》,以及格拉斯完成《沙滩上的爱因斯坦》Einstein on the Beach时,两人(虽长期分道扬镳)同时认为极简主义这词已不足以代表他们的作品。一九八○年代以来,极简主义的教条限制似乎愈来愈松脱,莱许文章所设立的「教条」标准似乎也摇摇欲坠,年轻的极简主义作曲家开始自行给予为所欲为的自由,创作似乎变成是他们的个人习惯而不是想法,更不是深思熟虑后的产物。约翰.亚当斯接受「后极简主义」(Post-Minimalism)的封号,号称不须管控在严格的系统设计之下,可以混搭「后现代」(Post-Modernism)与「新浪漫」(Neo-Romanticism),任何风格都可以用在同一首作品中;他常在大型作品中,让极简的素材退居伴奏,以抒情歌唱般旋律置于其上,便宜且荒谬的组合可见一般。格拉斯而后也走向所谓后极简主义之路,其实更揭露其虚弱的作曲技巧,总以肿胀的分解三和弦、切分节奏、摇滚乐团似的重击和声,试图堆叠出戏剧张力。

拥护与厌恶极简音乐的族群,一直以来是相当极端的。来自当代作曲家严厉的批评,多是在基本结构层次上的怀疑——它标榜极简、极纯净的形式,也就是所谓purest oneness(编按:最纯粹的单一性),但是这个oneness的程度是非常简单的,没有经过洗炼,也没有经过unified(编按:一致化)的;当然,也许与它受到流行音乐的影响是有关连,也许因为这样,它要求的聆赏方式是非常表面的、赤裸裸的,聆赏者不用想像或「学习」就能得到的。相较于经典作品,不论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看似艰难或是简单的产物,它经由时间与空间上反复验证,所维持的多层次美感与跨时代性,极简主义显然是非常薄弱的。然而,莱许似乎是在这之中最能被欧洲现代主义者推崇与尊敬,他像是极简主义忠诚的信徒,努力维系其教条,在尝试一些大型作品后,还是回到小型室内乐的编制,认为较能表达他所追求的——精密的对位声部、有系统的结构、对称形式、和声循环等,借由相位偏移的过程来呈现。

 

注:为三支或更多麦克风、扩大器、扬声器与演奏者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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