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爆笑通俗、形式缤纷多样、舞台奇观惊人……这是「导演王嘉明」给人最深刻的印象，但「编剧王嘉明」呢？以繁复的台词玩著语言游戏，以碎裂的叙事呈现「反戏剧性」，以合唱团式的台词表演反映当代众声喧哗却又同质单一的媒体现象，王嘉明的剧本透过笑声，传达了对大众媒体时代的批判意识。
走进排演场，王嘉明把写好的剧本片段发给演员，他自己对著电脑敲了老半天，此刻就看演员怎么即兴怎么玩了。演员拿到台词，好像拿到的是热或冷的笑话，一群人光是读本就笑成一团，他也跟著爆出大笑，仿佛笑话的作者是别人。观众也一样。看他的戏，我们总是容易看到演员模仿电视综艺节目的白痴游戏，和八点档的白烂剧情，看到流行乐曲串接成的歌舞秀，影像和空间装置变化出的舞台奇观，看到「导演王嘉明」；于是有人说他聪明敢玩，也有人说他通俗肤浅，反正美名骂名都是冲著这个导演的身分而来。相较之下，「编剧王嘉明」好像就不是王嘉明似的，即使他把叙事结构玩得如此解构，而且他开的玩笑，大家多半都会笑。
那么，就让我们闭上眼睛，听听王嘉明在说些什么。
1. 语言游戏
如果把王嘉明戏里的角色摆在现实里，大概就是所谓那种「很爱演」的人，他们用一种自觉的表演意识在过日常生活，对于说话的用字遣词和音响效果尤其敏感。他们是语言游戏的高手，懂得语言的妙用，也了解语言的陷阱。
例如二○○二年的《请听我说》，这是一出三角恋爱的通俗剧，台词是比琼瑶的文艺腔还文诌诌的韵文体，恋人们的调情、谩骂、争辩、悔恨，用的都是打油诗、数来宝，或是谐拟莎剧那种充满雄辩的诗意语言，像是「玫瑰换了名字还是依旧芳香，婊子换了名字还是依旧肮脏」。戏一开始，一个出轨的女人想要结束外遇，她告诉情人这种关系不正常，接著木鱼声规律地落下，情人合著拍子说：「什么是正常？结婚生子是正常？一夫一妻是正常？从一而终是正常？一男一女是正常？血压九十是正常？自然勃起是正常？身体、心灵到底怎样算正常？」这是情人荒谬的强词夺理，咄咄逼人之余又非常搞笑；但也是在质疑一切「正常」的定义。
一定有人会觉得，这只不过是语言游戏罢了，可是语言本身就是游戏。哲学家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说得很清楚，词语的定义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就像我们一边玩游戏一边制定新的游戏规则，我们并不是按照意义学习说话，而是一边说话一边为词语发明新的定义。所以说，不是王嘉明戏里的人物表演欲特别旺盛，而是人一开口说话，就加入了戏局。
2. 碎裂叙事
当然，如果只是玩玩语言游戏，那说相声就够了；王嘉明的野心更大，他要玩微观的语言，也要玩宏观的叙事。
德国剧场学者汉斯－蒂斯．雷曼（Hans-Thies Lehmann）有一个引发争议的观察，他认为廿世纪六○年代以降最大的剧场美学革命，就是出现了一种「后戏剧的剧场」（Postdramatisches Theater），意思是剧场（Theater）和戏剧（Drama）正式分家，一场演出可以完全没有剧本而仍然艺术性饱满，舞蹈剧场便是标准的例子。很多人批评雷曼，这是在宣判剧作家已死吗？我们再也不需要读剧本，反正剧本怎么写，也写不进剧场史里了？不，雷曼没这么说，相反，他强调伟大的剧作至今持续问世，不过这些剧本正是对「戏剧性」的反叛：台词不必是角色心理层面的细腻刻画，可以是纯粹的声音实验；文本不必铺陈首尾连贯的线性故事，可以是叙事碎片的拼贴。
王嘉明的戏总是分成很多场，场次与场次之间常常没有明确的因果关联，不连续的叙事，不断的岔题，展现的就是「反戏剧性」的编剧手法，一种解构的技艺。他或许说了一个有头有尾有中间的完整故事，例如二○○九年的《肤色の时光》，讲的是一伙人如何设下爱情的圈套、谋杀情人、然后诈领保险金，同时混合了爱情、谋杀、推理等非常类型化的叙事元素，可是故事场景却跳接得令人目不暇给，一下子医院，一下子小吃店，转眼间到了埃及，下一景又换成广播电台的录音室，故事被分解成细碎的马赛克，还不提中断剧情的歌舞表演。不说故事的时候，叙事碎裂得更彻底了。二○一○年的《麦可杰克森》，副标题「常民一部曲」，除了向流行天王致敬的劲歌热舞，还有一代女皇武则天在宫里举办的TV新秀争霸战、麦当劳叔叔主持的最后晚餐、李师科一枪击中楚留香的银行抢案等等，真的就是一锅八○年代大众文化的杂烩。
3. 台词合唱团
其实，我们看电视的时候，疯狂转台的行为就是在拼贴叙事的碎片（上网当然更是），在那里「小三」来「人妻」去的时候，便加入了媒体的语言游戏。我们都是媒体时代的常民，生活在无限纷杂、但又彼此相似的频道里。
王嘉民的编剧有另外一招，他让众多演员同时饰演男女主角、讲同一句台词，仿佛主要角色被复制成一群歌队，更像是合唱团的多声部和音。这种多样性和单一重复并置的复杂感受，实在很贴近媒体频道众声喧哗、同质性又很高的矛盾现象。例如二○○七年的《残， 。》，四组演员上演同一套俗滥的爱情戏码，简直是把每一台同时段播出的连续剧摊平在舞台上，看来看去都一样，最滑稽的莫过于大同小异的悲惨。还有《麦可杰克森》里，一堆霈文和一群含烟交换著「嫁给我」、「我不能」，仿佛整代人都在演「庭院深深」。雷曼指出，剧场有两样古老的遗产，能够非常传神地表现当代社会的经验，就是「独白」和「歌队」：所有媒体都丧失了对话能力，无法区分彼此的差异，于是成为无数的独白者，就像不同的歌声唱著同一首歌曲。
最难得的是，王嘉明是在笑声中传递这些批判意识。英国电影导演德瑞克．贾曼（Derek Jarman）拍的《维根斯坦》里，维根斯坦死前对朋友说：「你知道吗？我真的很想写一本用笑话组成的哲学著作。唉！可惜我没有幽默感。」本来，笑与沉思是并行不悖的，而王嘉明想要写的剧本，也许就是哲学家未完成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