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代是一个无法冷静的时代，在文学的疆土上，硝烟纷起，先是「现代诗论战」，接著更是影响深远的「乡土文学论战」，而文学的内涵也重新注视脚下台湾这块土地，更对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台湾社会变化忧心忡忡。另一方面这也是个纯情的年代，爱情的梦幻、纯真的民族情怀，也标志了这个时代的文艺风向。
七○年代初期，唐文标发表〈僵毙的现代诗〉，指出诗乃麻醉剂、迷幻药，寄生于寒酸文人与贵族之间，是伪善的，不曾对社会有所贡献。他虽然知道现代诗有「特具的美好经济的言语」，却认为它缺乏「健康的个性」，只是「囚困在自己和文字之中」。之后，他又有〈诗的没落〉、〈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等文，以「现代诗论战」揭开了七○年代文学文化的序幕。和他持类似意见的，还有写〈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及〈中国现代诗的困境〉二文的关杰明。当然，时至今日，我们或可以用艺术的自律／他律来分析，用文化政治的概念来分析，用文学史里头间歇的、周期性发作的外向与内向之争来分析、用现代主义中对于自我的关注来分析——然而，七○年代是一个无法冷静的时代。
沉浸到土地的气息中 重新发明自己
一九七一年保钓运动升火于四野，年轻人激动起来了，五四时代以断裂的幻影的方式重新回来，变成可被借用的鹰架，支撑他们的焚烧。一九七二年中（台）日断交，一九七五年强人蒋介石去世，一九七七年乡土文学论战，一九七八年中（台）美断交，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十大建设」为代表的经济与社会转型、透过选举和传媒来打开空间的党外运动正如火如荼——一连串政治与文化上的冲击，云门舞集诞生了，校园民歌大量地创作出来，人们的思想舞台向左扩张，乡土写实上升为一种文学的美学意识形态与道德判断，创作者普遍地开始回过头来注视台湾自身（虽然可能是在「中国」或「中华文化」的框框底下），挖掘土地的历史，或者说，是沉浸到土地的气息中，重新发明自己。诗人吴晟《吾乡印象》（1976）、《泥土》（1979）的出版，即是和这股风潮中的重要组成，坚定的心怀、劳动的执著、简朴实在的文笔，不借助于古典或西方文学资源，没有感伤的情调，也不把自我当作探索核心，放射一股稳若磐石的、凝视都市以外的乡土世界的视线，恰恰与关杰明、唐文标所批判者相反。
「乡土文学论战」允为七○年代最重要的文学事件，「乡土」阵营包括了尉天骢、陈映真（许南村）、蒋勋、王拓、叶石涛等等，批评阵营则有朱西宁、银正雄、彭歌、余光中等等，尤其余光中〈狼来了〉一文至为「经典」，直指「乡土」阵营所提倡乃为「工农兵文学」，故意突出某些阶级，是否为对于毛泽东言论的呼应、暗合？卅余年以后，与其指责余光中的危言耸听、政治帮佣，不如将该文放回七○年代的脉络，这样的文章必然会在论战中出现，其中所主张、所反对，一方面折映了若干文学家对于「戴帽子」的厌倦，另一方面，也是反共意识形态在作用。只是，「乡土」阵营所批评的「买办」、「崇洋媚外」云云，尚未挑动敏感神经，「工农兵文学」此等质疑，却击中了官方惧共的深层恐怖。
对资本主义台湾的忧心 青年人的纯情年代
这个时期，台北正逐渐扩大发皇，城乡差距拉得更显著，成为全球性的资本运作中的一部分，对于都市以及体现于都市的跨国资本流动的憎恨、批判，对于纯朴台湾本质的流失的哀悼，也成为文学作品的重要内涵。王祯和、黄春明、陈映真的小说内，都对以上现象作出深刻讽刺与讨论。陈映真〈夜行货车〉尤其展现了一幅经典图画：经历了一连串工作、情欲上的和自我的搏斗，象征本省自发力量的男主角詹奕宏，带著一度迷失了自己的外省女孩刘小玲「回乡下去」，不愿意继续在外国人及媚外的本国上司底下「龟龟琐琐地过日子」；小说最后，停格在「黑色的、强大的、长长的夜行货车，轰隆轰隆地开向南方的他的故乡的货车」，那样坚实的，可是也充满了阳刚气质的回归，而回归的方向，乃是未受「污染」的大岛南方——故乡，或者，就是「乡土」罢，一处非都市的、草根的存在。
同时，这也是一个纯情的年代。通俗文化中，琼瑶小说与琼瑶爱情电影仍然大行其道，无论文字或影像，以俊男美女组合、强调主角的文学涵养、一见钟情与巧合误会、为爱奉献和跨越阶级等模式，形塑了一代青年想像爱情的方式。在较为菁英的范围内，由侨生文艺青年组成的「神州诗社」、由本地校园文艺青年组成的「三三」，以同样纯情天真的方式爱他们的神州中国，出版刊物、四处宣讲他们的理念。其中又以「三三」对台湾文学场域影响更大，他们奉胡兰成为精神导师，中介、强化胡式美学与张爱玲其人其作在台湾读者间的感染力，重要成员如朱天文、朱天心、谢材俊（唐诺）、林俊颖等人，至今仍活跃于台湾文坛。
传媒鼓舞 日治老作家重出江湖
乡土文学论战造成的硝烟，以及美丽岛事件爆发后的社会震荡，文化媒体上也有相应的作为。态度较为保守、以纯文学为信条的《联合报》的「联合副刊」，主编痖弦推出「宝刀集」，意味著宝刀未老，号召日治时期即开始写作的台籍老作家。就整体社会气氛，以及传媒和党国的谋合关系来看，可说也是「抚平」工程的一环；就文论文，发表舞台的增加、大报的鼓励，这些老作家留下了宝贵的文字资产。
论争中难免极端，外力的催逼与自我发现互为因果，倥偬纷繁的声响和交锋，七○年代的人们发现党国作为屏障的表面完满的世界破裂了，我们得自己把自己从陷落中提升上去。历史不是分段的，也无法切割，七○年代的诸多特质可能六○年代已见端倪，而今日台湾的文学文化风貌，又有相当程度是得益于七○年代的纷扰、追寻。
文学关键字
整理 廖俊逞
现代诗论战
一 九七二年，关杰明于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中国现代诗的幻境〉及〈中国现代诗的困境〉二文，针砭叶维廉编译《中国现代诗选》、张默主编《中国现代诗论 选》、洛夫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大系》（诗部分）等三书缺乏现实意识，使当时诗坛陷入「困境」和「幻境」，随后引发一场现代诗论战。一九七三年，唐文标陆续 发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 僵毙的现代诗〉、〈诗的没落〉，言论激烈并指明批评《文学杂志》、《蓝星》、《创世纪》等刊物，以及洛夫、周梦蝶、叶珊、余光中等人的诗作，是为「唐文标 事件」。
乡土文学论战
七○年代「乡土文学」之名噪起，一直到一九七七年爆发的「乡土文学 论战」，这是台湾文学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文学事件，支持者与反对者争论著乡土文学的内涵及台湾文学的走向，壁垒分明，表面上，这是一次现代主义和乡土文学 的论战，但实质上则是一场中国国族主义与台湾本土论的意识形态立场冲突。
两大报文学奖
解 严前报纸发行限定三大张，《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和《联合报》的「联合副刊」因能见度高，获「副刊就是文坛」之誉，两刊各拥半壁江山、竞争激烈。一九 七六年「联合小说奖」开办，为私人报业举办文学奖先锋，一九七八年「时报文学奖」跟进，蔚为文坛盛事。「时报文学奖」如同其「文化副刊」性质，种类多且机 动性高，对新兴议题反映敏锐，较具开创性；「联合报文学奖」则秉持较纯粹的「文艺副刊」性质，征选文类较稳定。「联合副刊」推广的极短篇小说，与「人间」 副刊推广的报导文学，皆纳入文学奖征文，具推波助澜之效。
大众文学
创刊于五○年代的《皇 冠》杂志，秉持著「心中有读者，眼中有市场」的经营理念，并因六○年代中起「独钟琼瑶」，使杂志逐渐走向偏重通俗文学。不少新文类如琼瑶爱情小说、高阳历 史小说、司马中原乡野小说、三毛流浪文学、於梨华留学生文学、赵宁幽默杂文等，皆从《皇冠》开始。七○年代末朱天文等「三三集团」成员也在《皇冠》发表， 可视为因张爱玲、朱西宁延续而来的文学因缘，在凝聚文学社群与文化认同上发生作用。发行人平鑫涛在七○年代成立火鸟、巨星影业公司拍摄琼瑶小说改编之电 影，策略性地拓展了大众文学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