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照堂——纯朴直接的人与环境
1943年生。资深摄影家，并从事纪录片制作。
七○年代的文化界、知识分子，开始开发乡土这条路线。那时候纪录片的概念还没进来，没有很多人在做。我们都还在摸索，做得比较简单，可能不够深入，但好好记录下当时的人、事，也很珍贵。
我那时候在中视工作，到处跑，拍纪录影像，有机会看到民间生态和生活里比较现实的面向。像是拍「新闻集锦」、「60分钟」，开始琢磨民间比较中、下阶层的、角落的、乡土的影像。黄春明他们策画的「芬芳宝岛」系列节目，用16厘米去拍摄台湾民间的东西在电视上播，那是最早的。我记得第一集是〈大甲妈祖回娘家〉，在一九七四到七五年间第一次看到，非常震撼。炮竹声、人山人海、信徒沿途跟著妈祖走路的虔诚、香客的好客……里面有很大的民间情感在发酵。我今年也有去。隔了四十几年，很多景象不一样，但人的情感跟寄托还是一样。这是宗教信仰的力量，如果是政治信仰、文化信仰，可能很多人就改变了。
七○年代也是我摄影的转型期，大学拍比较概念性的作品，出社会工作之后，看见生活周遭人的情感，可以感觉到整个环境的氛围，对纪实摄影、纪录片都有些触发，开始认定那是我要走的方向。
我非常羡慕那时候的人和环境。当时比较纯朴，人的想法比较直接、简单、纯粹，拍得到深刻的东西。不管你喜欢什么，方向明确，可以比较专注、热忱地投入进去。现在环境变了，太多选择，人的面貌也错综复杂，不如以前直接有力。（采访整理 朱安如）
郭力昕——动摇年代的思想启蒙
1956年生。媒体评论人、学者，现任政治大学广电系专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七○年代台湾的位置不一样了，社会各方面都在动摇。美国和中国建交、台湾退出联合国，民众人心惶惶，充满不确定感。从这个缺口，社会力量开始动摇之前超稳定、高控制的结构。
那是我高中到大学的时候，最后两年在当兵。念东海外文系时，对文学、艺术比较有兴趣。台湾当时的杂志，以思潮性、文学性为主，蒋勋、奚淞当主编的《雄狮美术》（他们把美术杂志变成人文杂志，容纳各式各样的艺术），还有《中华杂志》、《夏潮》、台大的《大学杂志》，这几本杂志对我们影响比较大。
台湾的乡土文学运动，大约在我大三时开始。主要战场在台北，我们透过报纸、杂志的报导，以大学生的角度阅读两派辩论，初步打开对本土的关切，以及从文学反映社会的观察。比较幸运的是，尉天骢教授跟我父亲是很好的朋友，像陈映真、王祯和，经常是他家里的座上宾，因此我有机会受到一些影响、感染。这些父执辈的朋友像是参考、典范，让我比较早关注这个方向。
一九七九年「美丽岛事件」时我人在军中，感觉很震撼。因为部分被拘捕名单，是校园里有过交集，自己也敬重的人，像王拓、陈忠信。当时的社会氛围，是戒严、冷战下的反共、独裁机制。这是必须要走的路，只是走得久了些；以后见之明来看，可能也很难加快速度。因为台湾太容易被孤立起来，跟外界的冲击很缓慢。大家知道政治不自由，可是久了，好像也容易集体顺从，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历史的必经之路大概就是这样，没什么可感慨的，不可能不经过。（采访整理 朱安如）
陈柔缙——井底之蛙的舒适年代
1964年生。人文历史作家，著有《台湾西方文明初体验》、《宫前町九十番地》、《囍事台湾》、《台湾摩登老广告》、《台湾幸福百事：你想不到的第一次》等。
我从一九七三年的老广告里看到，当时麦当劳还没登台，台北市博爱路就有家叫「鹅妈妈」的餐厅卖「汉堡」和「薯条」。七○年代初期，也多次看见这样的新闻：「某个姓李的男子蓄长发穿喇叭裤，不男不女，被警察取缔。」一九七二年，台北市城中分局在一天之间，还一口气抓了三百多个这种打扮的男孩子，哈哈哈。另外，台湾在七○年代就出现了信用卡、超商和自动提款机，我在《台湾幸福百事》里也有写到。
一九七○到一九七九年，正是我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我在高雄市就读小学和初中〈私立教会学校不叫国中，叫初中〉，对政经大环境较欠缺感知的能力。印象最深刻的新闻，是一九七五年小五下学期四月五日深夜，蒋介石死掉。大约一周前，我从高雄到台北准备参加全省〈当时没有「全国」的概念〉国乐独奏比赛。我学的是扬琴，比赛当天正是四月五日，获得全省第二名，理该很高兴。可是，我还记得隔天（或隔几天）回高雄的火车上，气氛很凝重的感觉。之后国丧，我们上学都别著黑纱。回想起来，那时代的政治真教人吐血。
现在台湾社会的氛围，很像到了纽约的中央公园，在蓝天跟绿地之间，你可以有三千万种随性与自由，决定自己要怎么度过午后。七○年代则像青蛙坐在村口的深井里，搞不清外头的世界，世界的声音也进不来。焦虑吗？湿湿凉凉、暗暗静静的，青蛙还觉得蛮舒服，没有郁闷到想破井而出。所谓大众，其实是沉默无声的，由极少数人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声音。
萧青阳——生活与作品里的痴迷烙印
1966年出生。资深平面设计师，曾四度入围葛莱美奖唱片包装设计。
每个人都受青春时期听的音乐、到哪里玩、和社会气氛的影响很深，直到现在，七○年代的精神，还是继续表达在我的生活和作品里。
我是五年级生，家里做面包，前面就是南势角大歌厅。当时，每一场牛肉场都满座。那时不了解，为什么好多大人每天去排队，现在想起来挺有意思。当年刚开始有冷气，还不是很凉爽，去冰果室吃剉冰的风味让人很怀念。当时社会上产业正要转型，倡导节俭、脚踏实地的精神；媒体、教育都很封闭，就是「反攻大陆、建设台湾」，最大的新闻可能是「中美断交」。我还记得当时美国总统是卡特，我们看的卡通《汤姆历险记》，主题曲也被重新填词，变成：「卡特、卡特、我们真不喜欢你…」那真是全国一致，共同感受、共同难过。
七○年代在音乐上影响我最深的是「胡士托」。这个软性的音乐革命，开启全球在音乐上出现新的想法，反省人类真正的追求。台湾当时从disco发展到民歌，我正在求学阶段，常听Bee Gees、ABBA、冲浪舞。到现在，我偶尔还是会把卡本特拿出来听。那年代，歌词都写得很隽永，比如〈头上戴一朵花去旧金山〉，不同于这个年代的音乐只有节奏，当时很有文学感。很多人说我的设计有很多意涵，其实不是。因为我是在那年代养成的，所以很多音乐、视觉的美学，都包含了文字的描写，比如提到夏天，我企图描述流汗的气味，而那是可以阅读的。我也经常向身边的朋友怀念起七○年代，很追随、很迷恋。（采访整理 朱安如）
吴亿伟——加工区的下班时刻
1978年生。小说、散文作家，作品有小说《芭乐人生》、散文集《努力工作：我的家庭劳动纪事》
七○年代，我的印象缩成一张泛黄的照片。
那是前镇加工区大门口，下班的尖峰时间。马路上，庞大的光阳机车（没有流线型的设计，只有大块塑胶板的车体，仿佛下一刻便能成为变形金刚），红极一时的伟士牌机车（红色白色，如小盾牌的车前体，拿著握把就能冲进了敌营），还有酷毙的本田机车与许多脚踏车，上头男男女女，带著大大口罩，或是烫著卷卷爆炸头，或是挂著镜框与半张脸大的眼镜。不用戴安全帽的时代，表情与眼神不被掩罩。机车与人声混杂的喧闹，似乎直辣辣地穿透纸张，射向卅年后的现在，但只是短短几公厘，却将一切收得那么安静。
我亲人的回忆所在，我错过的时代所在，岛屿南方的那些这些，似乎都收拢在这将近七十公亩的土地上，每天集合与解散的大操场。不同的建筑工厂是教室，传出的声音，不是虚幻摸不著边的知识，而是铿锵有力的日常节奏。多年后当我探访，空旷旷街道已然连结不上言语塑造的过去，没有满满的人潮挤满空间（我的回忆似乎也早已如此成形）：上班，拥挤，进工厂，拥挤，日复一日，拥挤，吃饭，拥挤，餐厅，拥挤，午休，拥挤，下班，再度拥挤。
时代的残影在失去实证后更显清晰，完完全全被强烈锁在那一刻那一瞬，虽然日渐泛黄，却永不被洗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