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在七○年代之所以成为一种运动，是因为在经过高压禁锢的黑暗年代之后，年轻人终于可以发出微弱的声音：先是保钓运动在七○年代初点燃了青年运动，文艺青年们接著开始办起文艺杂志、搞活动，然后用歌曲唱出他们的声音。……但这些歌不仅与美国民歌传统的精神断裂，也与当时回归现实的文化氛围切割，而很快地被商业机器整编成为下一波流行音乐。
那是台湾春光乍现的年代。
在七○年代，如今我们熟悉的从反对政治到流行音乐的胚胎开始成型。
一九七○年代初，开放增额立委补选、台湾退出联合国、蒋经国在纽约遇刺及其后担任行政院长，海内外保钓运动等重大事件，打开了台湾的政治空间，一直紧紧压迫台湾人民思想的黑色铁幕掀开了一角。
人们开始思考「我们是谁」，开始回归现实，开始追求政治与社会改革，推动思想与文化运动。
这些是七○年代青年们「唱自己的歌」的历史布幕。
美国音乐登台 影响台湾民歌运动
另一个重要背景，又或许是历史的巧合，是七○年代台湾的开放正好接在美国风起云涌的六○年代之后。尤其一九六五年美军因为越战来台，带来了美国杂志、唱片，也带来了反战和民权运动的思想。
于是，在摇滚乐与嬉皮文化浸泡幻想的年轻人，到了七○年代可以开始实践波希米亚梦。「热门音乐」乐团愈来愈多、翻版唱片工业开始兴起、本土通俗音乐杂志也出现了，民歌西餐厅如艾迪亚、野人、哥伦比亚一个个冒出，成为青年反文化的基地。
在七○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段氏兄弟，就一面创办《滚石》杂志，一面参加党外的政治演讲。文化与政治的两种反叛在这里统一起来了。然后，他们在八○年代初创办了滚石唱片。
当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紧箍咒仍然紧密，长发青年会因为「违反社会善良风俗」被带到警察局拘留。
六○年代美国音乐对台湾更大的影响，是直接影响了台湾民歌运动。
彼时的年轻人抱著吉他，弹起那些西方的流行民歌。那些歌曲对他们的影响不只是音乐——如林怀民所说，他们像是一道光，震撼他们这些生活在一个幽暗之岛的年轻人。
尤其是巴布．狄伦（Bob Dylan）。
胡德夫说，他们从巴布．狄伦，或者巴布．狄伦的前辈如Woody Guthrie、Pete Seeger学到的音乐态度是：I write what I saw（我写我看见的）。的确，美国民歌从廿世纪上半期到六○年代，有一种民粹主义的或左翼的传统，是要「唱人民的歌、为人民而唱」。六○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恰好又提供了丰饶的土壤。
杨祖珺说：「在一片死寂的台湾空气中，被视为是相对于『靡靡之音』的另一种『不入流』的年轻人歌曲，在精神上竟然与接世界左派的反省思潮接轨。」
李双泽的质问 年轻人唱出自己的声音
李双泽则让胡德夫认识了巴布．狄伦，并且跟他说，除了唱老外的歌，你们（原住民）有自己的歌吗？于是，胡德夫唱起了陆森宝的〈美丽的稻穗〉，并且回部落把这首歌学好。
一九七四年，李双泽帮胡德夫筹办台湾第一场民谣演唱会「美丽的稻穗」。
一九七五年，他们的另一个朋友杨弦举办「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被视为是民歌运动的关键起点。演唱会上主要是唱余光中的诗；他们还不是「唱自己的歌」。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淡江大学的演唱会上，李双泽忿忿地说，我们要唱自己的歌。
逐渐地，有更多力量投入推动民歌，主要推手当然是陶晓清女士。一九七七年，她先后举办数场「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十月也在洪健全基金会支持下出版《我们的歌》专辑。也是在这一年，新格唱片创办金韵奖，进行校园民歌比赛，举办演唱会，发行唱片并标榜是「由这一代年轻人的心声所谱成的」。很快地，这股风气造成风潮。
民歌在七○年代之所以成为一种运动，是因为在经过高压禁锢的黑暗年代之后，年轻人终于可以发出微弱的声音：先是保钓运动在七○年代初点燃了青年运动，文艺青年们接著开始办起文艺杂志、搞活动，然后用歌曲唱出他们的声音。
质朴的声音 在压抑下抽离了社会
照杨祖珺的描述，「在每晚十点以后停播的电视媒体中，只见当权者一再严厉指责的『靡靡之音』充斥其中，年轻人打开电视所能看到的，不是琼瑶式你死我活的家庭爱情伦理大悲剧，就是身著亮片礼服不准摇摆身体不准摇摆臀部的歌星演唱。」
而民歌，不同于流行歌曲，从其音乐表达形式（一个人一把吉他即可），装扮（素朴），到意识形态（追求真诚性），最能成为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文化实践。
事实上，在七○年代，整个台湾社会都在重新寻找自我认同，所以他们要「唱自己的歌」。
但虽然这股民歌风潮最初是受到巴布．狄伦、琼．拜雅（Joan Baez）的影响，理论上是应该在意识上关注社会，音乐根源上根植于传统的，而这两者也正是七○年代的时代精神，但台湾在七○后代中期以后发展出来的民歌却是抽离社会、远离土地的。
以社会实践路线来说，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李双泽壮士未酬身先死。杨祖珺接著在各大专院校、工厂、乡村，演唱、推动「唱自己的歌」运动。一九七八年八月，在荣星花园举办「青草地演唱会」为照顾雏妓的广慈博爱院筹募基金。但渐渐地，她被当局视为从事群众运动，开始打压她，斩断她的音乐与社会运动空间，最后逼得她走上反对政治。
远离了土地 青年的歌声依旧苍白
如果在高压的政治下，不能发展社会批判性的歌曲。但为何另一个美国民歌的精神：与土地的接合，没有影响民歌运动呢？尤其，七○年代文化界开始向「乡土文化」寻根：如七三年的现代诗论战、云门舞集的创办，七六年的洪通、七七年陈达上台北、乡土文学论战。更不要说，台北文化界发现了「陈达」，而陈达也确实出现在一些民歌演唱会（如一九七七年在淡江的「中国民俗歌谣之夜」），但陈达所代表的土地之歌却似乎没有进入民歌的血液中，不论是音乐或歌词。七○年代民歌运动承传了美国六○年代与之前民歌传统的，似乎只有创作不多的胡德夫。
在威权体制下，失语已久的年轻人在七○年代用民歌唱出了他们的声音。但这些歌不仅与美国民歌传统的精神断裂，也与当时回归现实的文化氛围切割，而很快地被商业机器整编成为下一波流行音乐。
春光确实乍现，但在黑暗的时代中，青年的歌声依然苍白。
音乐关键字
整理 廖俊逞
李双泽（1949-1977）
画家、作曲家、民歌歌手，与胡德夫、杨弦被共尊为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催生者。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三日，淡江文理学院在校内举办「西洋民谣演唱会」，本担任表演 者的胡德夫因伤未能出席，由李双泽代为上场。李双泽看到其余演出者，还是唱著西洋歌曲，实在无法按捺。等到他上场时，他拿著一瓶可口可乐，大声问著台下： 「全世界年轻人喝的都是可口可乐，唱的都是英文歌，请问我们自己的歌在哪里？」接著开始演唱〈补破网〉、〈国父纪念歌〉等国台语歌曲，此举引起台下一片哗 然。隔天便燃起台湾艺文界对「现代民歌」的论战，是为「淡江事件」。
胡德夫（1950-）
来自大武山，拥有卑南族及排湾族血统，被誉为「台湾民歌之父」与「台湾原住民运动」的先驱。大学时代，胡德夫在哥伦比亚大使馆咖啡厅驻唱，那是艺文界人士聚 集之地，其中李双泽是影响胡德夫最深的朋友。一九七○年代的台湾，正处于退出联合国，国际地位衰落的时刻，然而台湾青年朗朗上口仍是西洋歌曲，对自己语言 的歌曲却知之甚少。在李双泽与胡德夫、杨弦的身体力行之下，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时代，正式开启。七○年代末期，在国民党执政体系 之下，胡德夫就已投身党外运动，用词曲歌声，为民主，为台湾，以及为自己的族群发声。他创作的歌曲〈美丽岛〉在戒严时代被列为禁歌。
杨弦（1950-）
与李双泽、胡德夫同为哥伦比亚咖啡厅文艺班底。一九七五年六月六日，在台北中山堂，以「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名义开唱。前半场演唱英文歌曲，下半场以诗人 余光中的诗作为词谱曲，发表九首余氏诗作，后收入进杨弦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内。这张专辑被公认为是第一张有资格称作「民歌」的专辑。杨弦的作品风 格，既带有中国传统艺术的气息，也吸收了美国民谣与乡村歌曲的元素，这在当时是前所未见的创作形式。一九七七年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专辑《西出阳关》，在开了 两场「暂别」演唱会后离开了乐坛。
杨祖珺（1955-）
为李双泽淡江文理学院学妹，同样 是校园民歌运动的代表人物。当时戒严下的台湾，主持台视音乐节目「跳跃的音符」的杨祖珺，因不满新闻局要求其演唱净化歌曲、干涉民谣的播放而辞职。她走上 街头，以歌曲与行动，来散布她所坚信的理念。一九七八年，由新格唱片所发行的同名专辑唱片《杨祖珺》，于两个月后遭到回收禁播，理由是其所收录的歌曲〈少 年中国〉与〈美丽岛〉，各带有统独意识，因而未能通过歌曲审查制度。在民歌歌手这条路慢慢被打压窄化的同时，她加入了党外运动，成为民进党创党元老，以另 外一种方式向社会呐喊。
陶晓清（1947-）
台湾资深广播人，引领七○年代台湾民歌运 动，被誉为「台湾民歌之母」。一九六五年，陶晓清开始主持中广节目「中广热门音乐」，介绍当时的西洋流行音乐，蔚为风潮。一九七五年，陶晓清在节目另辟 「中西民歌」时段，介绍由台湾青年学子自行创作的歌谣。这些实验性歌曲，得到了听众的回响喜爱。之后，她更以电台广播人身分，联合了广播界与艺文界人士， 召开「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演唱者包含了胡德夫、杨弦、杨祖珺、吴楚楚等民歌运动健将。她并策划了「第一届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与《我们的歌》专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