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者们身上披著深褐色粗布麻衣、肢体僵硬扭曲，不谐和的音响加上粗野又强烈的节奏以石破天惊之力猛击——《春之祭》的首演让寻不著美感经验的观众愤怒反弹，但其前所未有的管弦乐效果与和弦的组合，打破了自古以来古典音乐的框架，却又让它赢得日后「对西方音乐史上影响最大的五十部作品之首」「廿世纪管弦乐中最伟大的作品」等等历史里程碑的高度礼赞。
在孩提时，每年「最令人振奋的大事」，就是「狂暴的俄国春天，它似乎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启动，它的降临就像要让整个地球天崩地裂一样。」这是作曲家斯特拉温斯基曾对春天的描述，却也直接对应著作品《春之祭》首演时带给人们的冲击。
在以往，芭蕾舞剧是优雅轻盈的，舞者穿著多彩又贴身的服装显现窈窕，扮演的是童话世界中的神仙眷侣。悦耳的音符就像翅膀一样，烘托著他们在舞台上伸展、旋转。然而《春之祭》却一点也没有这类想像，舞者们身上披著深褐色粗布麻衣、肢体僵硬扭曲，不谐和的音响加上粗野又强烈的节奏以石破天惊之力猛击，放眼望去，那种历经百年堆砌起来的美好恰似被践踏而崩塌，无怪乎遍寻不著美感经验的观众忍不住愤怒和反弹，让演出者落得声名狼籍。
对原始力量的强烈召唤
事实上这部划时代巨作的创作，就像一股潮流一般来得无法抑遏。诞生于一九一三年的《春之祭》有其时代的特殊意义，也许是爆炸性的音乐预示了即将随之而来的破坏和杀戮，它的完成正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从人文的角度看来，一九○○年代当时的艺术家和学者，正对所谓的原始文化或史前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画家毕卡索的《亚维侬的少女》创作于一九○七年，强烈而新式的画作，反映出对于非洲土著面具雕刻的影响；而跟《春之祭》首演同一年，心理学家弗洛依德也出版了《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推出关于「探讨野蛮人与神经官能症病患在精神生活上的相似性」的研究。在那种气氛的包围下，作曲家自然衍生了一种想要「藉著强韧持续的节奏与敲击性的声响来唤起原始力量」的欲望。
尽管首演遭受了恶评，但隔了一年，作曲家将管弦乐的编制扩大，大幅增加木管乐器的数量，并且增添了铜管与打击乐器后上演的音乐会版本，却得到了评论界的赞扬。理性地分析下来，这首乐曲不论是由视野、开创性，或是技巧上的成熟度，都为音乐建立了新的里程碑。也因此它不但曾被英国《古典CD杂志》Classical CD Magazine评选为对西方音乐史上影响最大的五十部作品之首；作曲家柯普兰（Aaron Copland）更在一九五二年的演讲中赞扬《春之祭》称得上是廿世纪管弦乐中最伟大的作品。而研究斯特拉温斯基的美国学者Richard Taruskin更曾表示：《春之祭》的艺术成就都可以说是斯氏的《英雄交响曲》，足以媲美贝多芬在该作中奠下的重要成就（注）。学者们将这个作品视为音乐「现代主义」的一部重要代表，宣告著现代音乐的来临，而斯特拉温斯基也因为这部作品在音乐史上成为不可抹灭的要角，这些结果，都是首演当初所无法想像的。
与传统一刀两断的乐章
《春之祭》的创新在于前所未有的管弦乐效果与和弦的组合，并打破了自古以来古典音乐的框架，无论在节奏、旋律与和声方面，都试图和传统切断关系。整体结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幕是由七首舞曲组成的〈大地崇拜〉和第二幕则是六首舞曲的〈祭献〉，两幕之间只有短暂的休息。管弦乐编制相当庞大，用了包括八支法国号、四支低音号及极为吃重的打击乐，有五个定音鼓、大鼓、铃鼓、大锣、三角铁，以及管弦乐中不常用的瓜敔（Guiro，即表面有许多刻槽的葫芦瓜，以细棒刮表面发出声音）。
他将不同乐器分组并各自视为一个合奏单位，大部分的乐器种类有自己的独奏乐段，并使用极端的音域范围。例如在开头的序奏，作曲家自己曾说过是「描绘大地的苏醒，鸟兽的抓挠、咬啮和抖动。」因此他采用立陶宛民歌作主题旋律，让巴松管奏出远比正常使用音高还要高出许多的音区，加上运用了古调式「艾奥里安（Aeolian）」调式激起远古歌曲的情感，在略微更动的旋律片段及单一和弦一再反复重现后，成功地带出一种怪诞、压迫又如仪式般催眠的效果。此外，节奏在《春之祭》中是扮演著绝对的重要性，它的小节长短不一，重音随时转移，尤其到最后献祭舞蹈的部分，狂乱的节奏似乎超越了音乐本身，像是有自己的生命一般独立于和声旋律之外。不像从巴赫以来运用2/4、4/4等拍号，斯特拉温斯基完全抛弃固有的概念，以八分音符为最小单位迅速地变换和敲打。
创意来源有迹可考
《春之祭》的现代化语言，像是断然与古典划清界限。纵然作曲家在多年后谈起创作初衷时，强调自己当时是处于一种恍惚入神的状态，意念仿佛是上天的恩赐，然而这首惊世骇俗的作品，却绝非凭空而来。匈牙利作曲家巴尔托克及Taruskin都曾表明《春之祭》中许多旋律有据可查，不但有民间曲调，仔细比对后也不难发现有著和他的师承林姆斯基-高沙可夫、甚至柴科夫斯基的影子。和声上，也能在德布西的音乐中找到元素，就像他自己的说的：「《春之祭》除了有我自己的努力之外，我还应该感谢德布西，其中最好的部分（序曲）和最差的部分（第二部分两只独奏小号第一次进入和〈赞美被选中者〉中的音乐）都有他的功劳。」
再独一无二的作品，也无法与历史切割；再有争议性的创见，终将溅起美丽的涟漪。一百年过去了，人们对于《春之祭》的种种疑惑、研究和崇拜至今仍然处于进行式。回到最初，那创作者尝试向历史的奋力一击，终究定格在最高处。首演那场败仗势必要打，犹如《春之祭》对大地之母的赞颂——春天来临让万物生生不息，人们相信，死亡代表一种生命的开始。
注：参见音乐学者王育雯撰于《台大文史哲学报》第61期，2004年11月p.53-102。原文出自Richard Taruskin, Stravinsky and the Russian Traditions: A Biography of the Works Through Mavr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v. 1, 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