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我不觉得性别是个二分法的概念。」大热天的下午，顶著一头标志性短发的杨维真，在任课国中的操场旁这么说。没错，无论在日常场域抑或专业舞台，生理男性与生理女性拥有不同的特质、姿态与处境，但若只是注视著那条从中切割的线，「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事那么多，这样想好像太狭窄了。」

当你以为她接下来要开始畅谈性别议题时，杨维真其实已经说完了。她没有什么大道理，没有什么不吐不快的生活感触。很多事她看到了，明白，然后就越过，无意驻足。射手座的她是跃动的，没有时间去感觉自己受到限制。她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直觉与方向感，引导她轻快直率地前行。

成为母亲  思索从个人扩及社会环境

旅法五年，长期担任CIE Eolipile当代舞团舞者，法国文化特有的那种优雅、唱反调，与蛮不在乎的自信，似乎与杨维真身上的某种特质不谋而合。「我一到那个国家，就觉得自己是这里的人。」杨维真笑说，「我向来很懒得去迎合社会价值，质疑好像是种本能。」她从小就没有崇拜的唯一舞蹈典范，芭蕾的姿态、现代舞的概念，甚至剧场的手法，同样令她著迷也给她启发。

舞者，旅外，女性，这样的例子在台湾也许并不少见，但杨维真还有另一个更独特的身份。二○○六年，她放弃在法国的高薪工作和安稳生活，在生活最顺畅的时候回到台湾。「不只是觉得该是时候回来面对自己的文化，也为了重新寻找一些生活刺激和创作欲望。」杨维真寻找的刺激，促成了两个诞生。同一年中，她创立了「舞法表达」当代舞团，并成为一位母亲。

「我想那是一种女性生命的圆满，去完成一种生生不息的进程。」杨维真说，「年轻时你只关注个人的情感与哀愁，有了孩子后，虽然体能变差、时间变少，但整个生活的先后顺序都会不一样，思考的人生意义会从自己衍生到整个社会环境。你会对『付出』这件事有很不同的感受。」

以往只进出排练场的杨维真，因为对庙会有莫名热情的小儿子，开始走进各种台湾底层文化的场域，孩子的教养问题也将她的视线转移到更多社会议题，从此「生活」真正大举进入了她的创作。如何从孩子的眼光去审视成人价值，再转换成舞蹈语言，成为为人母的她独享的一种女性特权。

超越性别框限  在于更清楚的自主思考

而在排练场中，杨维真坦承直言，女性的多元性比不上男性，这是定律。「男性在这里永远是个宝，不只因为相对稀少，男性身体就是较具爆发力，若个人质地好，柔软娇媚也能不输女性。我自己都爱看男舞者胜过女舞者。」杨维真说，「在我看来，女性不同之处是具备了一种（要命的）母爱与细腻，这种心思让她能关照更多面向，也提供一种在父权体制下不同的工作方式。」

杨维真认为，女性在社会上的先天弱势，是个既定事实，「有点像表演艺术在台湾教育环境里的可有可无，这是长期问题，不可能靠几个人短时间就有什么改变。」长期异旅在外地，她虽然很习惯为自己的人权争取，但有时也不得不看清自己的处境，睁只眼闭只眼，「上一代的女性，只能靠压抑与韧性撑过辛苦。我们身处广受教育的世代，至少能做到的就是培养出清楚的自主思考和个别意识，不任由环境操控。」

「这个时代资源更开放丰厚，但崇尚多、浅、快的社会价值，并不见得比以前更好。」杨维真形容，回国后，她看到是流行拼贴文化无所不在的侵略，一切都是快乐的、缤纷的、多彩的，凡事只讲求消费性与速成，「台湾就是个什么进来都可以的地方，如果连学校老师都在教〈江南style〉的舞蹈，还有谁讲求什么文化脉络？」

同样的状况也反映在排练场中。「比起国外，现在很多台湾舞者，表演风格都偏向学院派的炫技，没有太多的个人思考在里面。有时一起工作反而变成像在传授上课，可是舞蹈需要的是领受、转述的能力，而不是你的腿能伸多直多高。」

她认为，女性编舞家断层的问题其实也可由此窥之一二。跟剧场中壮辈演员面临断层一样，这些现象从提出至今，近十年来仍无太大改变。「如果这门专业不被看重，教育不能深化，艺术工作者的现实面无法巩固，就难以培养和留住人才，这是必然的。断层断在哪？就断在这些生活型态的问题。」

回到个体  才能说故事

有了孩子的杨维真，似乎更加思考个人意识的重要。她排斥就整个时代环境概括去谈男女议题，因为「有故事的永远都是个人」。「一个十年前的富家女，跟一个现代的普通女学生，面临的状况一定也完全不一样。」她说，与其用整个族群或年代来看事情，还不如回到个体去谈，「舞者是个很容易overload（超载）的工作，每个人历程不同，诚实、踏实面对自己内心的讯息与人际工作最重要，尤其是心思过度细密的女生。」

不怕唱反调的杨维真，最后也不忘再次强调另一种看事情的可能性。「无论是表演还是生活，跟男性相比，女性虽然要面对很多差异和不便，可是母性特质同时也提供了另一种解决问题方式。」她神采奕奕地说，「就像跳舞时，若总让肌肉僵硬在那里便容易受伤。我不怕冲撞，但我从不觉得需要抱著负面的东西，才是一种反抗。女生的柔软，别忘了好好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