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一九八八年，哈洛．品特与亚瑟．米勒到土耳其旅行，看到库德族人被禁止使用母语，回国之后写了《山地话》这个剧本。语言、族群与警察暴力的议题具有其普遍性，而这个问题对于台湾而言更是复杂，年轻导演陈仕瑛却大胆地碰触台湾政治的敏感部位。

一出暴力的展演

在开场前，观众被要求戴上口罩走进剧场，其实「剧场」是一个密室空间，没有观众席与舞台之区分，观众分散站立在各个角落。人群中出现一个秘密警察般的人物以爆裂的语气威吓一位女子，一位囚犯被绑缚在另一个角落，秘密警察对他极尽凌辱之能事。类似监狱长的人物出现在高台上，仿佛权力者的化身，颐指气使姿态的背后透露出扭曲人格。极端的暴力在观众的眼前赤裸地展开，没有任何的距离，无从闪躲，演员的哀号与奔逃直接冲撞观众，我看到有两位未成年观众惊吓地躲到妈妈的怀里。

这是一出暴力的展演，无论是在主题或者语言上，导演让演员威吓、压抑、凌辱另一个演员，暴力的冲击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口罩却让观众获得某种安全感，至少戴上口罩表示自己不是演员，可以免于卷入暴力的行为当中。导演利用口罩的设计将观众巧妙安置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同时也成功具体化了「沉默的大众」的形象。每个观众看到这个凌辱的现场背后，有一群戴口罩的人们默默地望著暴力在眼前展开，没有任何异议，没有任何行动。当然，所谓观众对於戏剧的「参与」，是放弃自己的行动，以自己的「不行动」来加入＝促成这个虚构事件的进行，但是导演却将这个戏剧里头「不行动」的「共演」结构，巧妙地对应到面对暴力凌虐行为「不行动」的「共犯」结构，这点不得不让我们佩服这位年轻导演的巧思。

就台词而言，陈仕瑛的《山地话》颇「忠于原作」，对于原来语言的更动不多。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的确是品特原剧作的主题，只不过，导演以威吓、压抑、凌辱的场景直接表现暴力的主题，却更动了品特语言的空间性。品特的语言，表面上看似日常、口语式的对话，却充满著难解的谜。因为品特笔下的人物的行动，并非由「原因」与「结果」的锁链所连结，因此，我们往往找不到品特剧中人物「行动的理由」，而这种因果的断裂往往由对话当中的「沉默」与「静止」的时间来充填。品特的「荒谬性」在于拒绝以「心理的合理主义」解读人物行为。

但是，在陈仕瑛的《山地话》当中，品特的语言似乎再次被某种人物的心理逻辑所缝合，我们看到代表压迫者的警察或监狱长，他们的压迫行为逐渐倾向「心理变态」，换句话说，这种对于人的压迫与凌虐被解释为「人性的丧失」，以「人道主义的崩坏」合理化品特语言的荒谬性。

真正的暴力不在眼前

陈仕瑛的《山地话》让剧场成为一个没有出口的密闭空间，这是一个密室里的暴力展示。品特的人物往往也生活在某种室内的空间里，但是，这个室内空间经常与外部的空间产生某种紧张的对应关系，在这室内空间里所展开的，看似简单平凡的日常对话，往往被外部空间的某种神秘的、遍在的力量所支配。对于品特而言，真正的暴力，不在于眼前所发生的，肉眼可见的暴力，而是于在存在于那扇门之外，那个由国家所象征的，虽不可见，却又无处不在的暴力。

陈仕瑛以最直接，而又最强悍的方式诠释品特的文字，这种冲撞的欲望唤起我们解严时期台湾小剧场运动的记忆，难道当前的台湾的政治再次地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了？无论在导演作品上，或者在社会的敏感度上，陈仕瑛这个人物令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