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流浪神狗人》广为人知的导演陈芯宜，把拍摄无垢舞蹈剧场十年的成果，剪辑成纪录片《行者》，将在近期上映。镜头下关怀人物类型广泛的她，曾经陷入创作的瓶颈与困惑，因为早期的剧场与身体训练经验，她让自己的关注回到人的身体上，拍摄编舞家林丽珍或舞踏家秦Kanoko，对她而言，都是在试图回答对生命的疑问。
二○一四年，随著无垢舞蹈剧场的《观》二度在台公演，陈芯宜导演拍摄无垢的纪录片《行者》也将上映。她在○七年以《流浪神狗人》一片广为观众所知，但其实早在二○○○年，她的第一部剧情片《我叫阿铭啦》就已颇受各界好评。这些作品之外，她还拍摄了大量记录身体艺术、声音艺术创作者的影像，也将陆续剪辑成型。
在她的镜头里，关怀的人物类型广泛，有社会最底层的游民、在社会结构挤压下无路可出的原住民、生活优渥却精神苦闷的都会家庭，也有各式各样将生命投注于艺术的创作者。为什么是这些人？这一路拍摄下来，形成一道什么样的轨迹？其实，她在拍摄的，不只是那个对象，她说：「我是在找答案。」
我要真正的交谈
就读广告科系的陈芯宜，并未在学校的教学中获得想要的养分。因缘际会下进入黄明川的工作室实习，跟著黄导跑遍台湾各个角落，也参与《解放前卫》系列影片的拍摄过程，这才学会了摄影、灯光、剪接等拍摄电影的核心技术。而在这些拍摄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因缘，也影响了她日后的创作路径。
另一方面，大学时一堂「生命哲学」课，她以游民为对象，到平安居采访游民，作了一篇报告。报告做完了，但「过程觉得很不对劲，就是像这样坐下来采访，你问他什么他就回答是啊、不是，那不是一个真正的交谈。我后来自己觉得很在乎是不是真实的交谈，而不是单一面向或被迫坐在这边。」后来她就主动去游民聚集的地区，主动和他们聊天，后来还因此写成了《我叫阿铭啦》的剧本，踏上导演之路。
而这种不满足于表面交流的性格，也延续到她日后的所有拍摄工作。
自我的困境
拍完《我叫阿铭啦》后，影片虽然获得国内外奖项与好评，却造成新的压力，有环境上和自己创作上的压力，写不出第二个剧本，后来竟陷入忧郁症。「《流浪神狗人》里青青的角色就有移植了忧郁症的经验。我好一阵子走不出来，有一天觉得不行了。所以就回头去找我最有兴趣的东西，来寻找答案：当人生陷入失落的时候要靠什么东西站起来？」
她的目光回到人的身体上。陈芯宜早年就接触过各种身体训练，从太极、瑜珈到舞踏，谈到舞踏，她说：「那时候上Rika（日本舞踏艺术家秦Kanoko，在台创立「黄蝶南天舞踏团」）的课觉得太震撼，虽然以前看过舞踏，但从来没有真实的人在你面前，而且不是在演出的状态，而是在教你舞踏时就看到这么强的能量撞过来。」另一方面，常在剧场圈打滚的她，说到表演艺术：「常觉得好看是好看，漂亮是漂亮，但是打不到心里，总是觉得有隔阂。所以一直有疑问，艺术到底是什么，美到底是什么，看愈多表演愈找不到答案。后来就去回想Rika为什么让我那么震撼。舞踏很丑，但能量极强，那到底是什么？我很想去找那个东西。」
二○○四年，黄蝶南天舞踏团筹备成立，Rika要推出第一个舞踏作品，陈芯宜开始拍摄Rika。同年，创立无垢舞蹈剧场的林丽珍获得国家文艺奖，陈芯宜又接下了拍摄纪录短片的工作。对她来讲，一个月拍出来的短片当然不够，记录这些人，她的目标从来不是完成一支片子，而是在试图回答对生命的疑问，因此也从未想过会拍多久，一晃眼，十年过去，有了现在的《行者》。
「第一次见到林老师有点吓到，也是能量很强的人，我跟她报告要怎么拍。通常我采访你，你就是主角，讲你的事情。但林丽珍老师不是，她说要先看我的作品，我就把之前的片子寄给她看，第一次见面喝茶，讲的不是她，是我的电影，她说看了三遍，哪里很感动怎么样的，最后跟我说，妳不要来拍纪录片，妳应该继续拍剧情片。那次也是一个真正的对话。那时候我一直在找艺术可以打动我的东西是什么，不管在林丽珍或Rika身上都是，其实很简单的，老师一直在讲心最重要，有没有尽到全力，心有没有到达那个点，那东西就会动人，她们都有同样的特质。一个很乾净、洁白，一个非常脏、暗黑。但其实都用同样的方式，很仪式性的东西，在引导人进入内在的世界。」
于是这部《行者》也不只是一支纪录片，她说：「我一直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礼物。」她最终的目的不是呈现林丽珍或Rika的艺术，而是一种看待生命、看待身体的方式。整个消费型社会对生命、对身体的钳制、消耗，造成人性与社会的破坏，如果能把这十年来感受到的这些能量让社会的各个角落接收到，而且能够实践的话，她想，这世界会有所不同。
在生命面前，艺术何为？
拍摄纪录片到后来，产生了新的疑问，她已经太熟悉拍纪录片这回事，却突然想抗拒拿起摄影机的反射动作，有时一个人生命的精华时刻，会让人只是想在那里感受，而非拿起摄影机；另一方面也因为，既然是在找答案，甚至连片子也不用拍了。「Rika曾讲过她的老师栗太郎，晚年比较少在演出，有人问他，怎么没有继续在做舞踏，结果他反问，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正在做舞踏吗？他的生活就是舞踏的一部分。」不只不必拍片，连艺术的外在形式都可以舍去了。
早在拍摄《解放前卫》时，她负责跟拍为游民雕刻纸板床的艺术家许鸿文，就为陈芯宜带来生命与艺术的反思。许鸿文开始怀疑自己究竟在做慈善事业还是行为艺术？这是理念与人生的问题，后来就完全停手。关于创作与人生，成为她心中长久的疑问，不仅拍进了剧情片里，也潜伏在她拍摄的每支纪录片。多年后辗转得知许鸿文的下落，竟然已经剃度出家，对她来说是个震撼。近日，她又想起当时剪接视觉艺术家黄进河的片子，他有一段话，大意是：「如果我参透生命了，我就不需要创作了。」她发现这几乎是她每部纪录片的结尾，拍摄声音艺术家Dino时，她将结尾剪在他刻的一方印章，上面写著：生愚死智。
对她来说，艺术创作与生命的困惑紧紧相扣，记录了那么多艺术家，关于自己的创作呢，希望走到哪里去？她说：「我也想像自己也许六、七十岁的时候，能把这些拍过的人用我口述的方式连结起来，像《艾格妮捡风景》，法国新浪潮的一个女导演，用口述的方式，把她感兴趣的东西连结在一起，可能完全不相干，我觉得这很迷人。我很想有能力的时候来做，因为这些东西需要沉淀。这是放在心里的想法。」
经过廿年的探索，好像顿悟什么，虽然那个最初的困惑并没有消失，但似乎变得从容了。她说：「回到原点的感觉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