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生前死后，俄国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恋传闻不曾稍歇，而后世学者更热中于从其作品中去探索描绘他生前如谜的感情世界。其实柴氏也曾有过异性恋情，甚至曾经结婚，但相较于异性爱情带给他的不安与焦虑，在同性关系中的他，才真正得以散发创作的热力，写出知名的《罗蜜欧与茱丽叶序曲》、《小提琴协奏曲》、第六号交响曲《悲怆》等永铭人心的经典。
一般人提到俄国音乐，尤其是十九世纪的代表作曲家时，首先冒出来的名字，非柴科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莫属。他的芭蕾、交响曲与协奏曲，皆被视为经典，始终是音乐会、唱片市场乃至于国际大赛的敲门砖。另一方面，在他生前，关于同性恋的传闻未曾间断。持续至今，仍吸引听众们往柜里窥探。
唯一的异性之爱
要厘清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恋轨迹并非易事。由于俄国在廿世纪初即被共党统治，在思想政策的前提下，对柴科夫斯基的定位亦经过一番修正、改写。到了廿世纪末铁幕瓦解时，许多相关的文献资料早已灰飞烟灭，更增加拼凑史实的困难。目前确知的是，柴氏在一八六八年曾爱上一位来自比利时的女高音亚陀（Désirée Artôt）。柴氏曾向同为同性恋者的弟弟莫捷斯特（Modest Tchaikovsky）表示，亚陀系他此生唯一爱过的女性。虽然两人很快有了婚约，然而亚陀随行的母亲却对柴氏的经济能力与同性恋传闻多所迟疑。至于在柴科夫斯基这方，虽有他父亲的大力支持，却也有音乐圈友人认为，与外国女子结婚将有害他在俄国的音乐事业。直到隔年，亚陀在离开俄国前往华沙巡演时，闪电嫁给剧团的同事，胶著的婚事宣告无疾而终。
相对于与亚陀之间低调的来往，柴氏于一八七七年的婚姻，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八卦事件。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非比寻常：他在与这位名叫米优科娃（Antonina Ivanovna Milyukova）的女子仓促成婚前，甚至未曾告知他的家人与当时在莫斯科音乐院的同事；新婚不久，虽然新娘履行了柴氏「柏拉图爱情」的承诺，柴氏还是面临精神崩溃，劳动家人来收拾残局。虽然两人并未正式离婚，但这场闹剧让柴科夫斯基的同性恋传闻间接得到证实。而他自己，也仿佛放弃了最后一丝回归异性恋常轨的希望。在此之后，与他划上等号的女性友人，便只有长期赞助他却拒绝会面的富孀梅克夫人（Nadezdha von Meck）。
在同性关系中焕发创作热力
按柴氏的书信可推知，他早在法律学校就读的青少年时期，就可能与同学发生了超友谊的关系。这本是寄宿学校里常见的现象，然而他在离开学校后，对男性的情欲仍有增无减。与他有过亲密关系的对象，较可信的，包括诗人阿普克廷（Aleksey Apukhtin），两人亦曾是法律学校的同学；一八七二年起，柴氏雇用一名叫索弗洛夫（Alexei Sofronov）的贴身男仆，据信其所服侍的内容亦包括肉体关系；除此之外，柴氏在莫斯科音乐院任教时，也与多位学生过从甚密：须洛夫斯基（Vladimir Shilovsky）家世显赫，两人亦常相偕出游，均由学生买单；他对另一位学生札克（Eduard Zak）的爱慕则较为隐密，一直到札克于一九七三年自杀后，作曲家才借由谱写《罗蜜欧与茱丽叶序曲》的机会道出他对这位年轻学生的不舍；在札克后，柴科夫斯基亦曾疯狂地爱恋另一位学生柯太克（Joseph Kotek），并因此而诞生了巨作——《小提琴协奏曲》。最后，柴氏甚至还爱上了自己的姪儿大卫朵夫（Vladimir Davïdov） ，并且将他的第六号交响曲《悲怆》题献给他。除此之外，他在给莫捷斯特的信里，亦多次直陈自己的性冒险。虽然这些男子，有些可能与柴氏有过确实的感情关系，有些可能只是肉体的相濡以沫，甚至也可能只是作曲家单方面的爱慕。但不管如何，从与这些人物连结的作品来看，对照他在异性感情中的被动与不安，柴氏的确只有在同性感情中，才真正得以散发创作的热力。
柴科夫斯基的话题性源源不绝。直至今日，仍有不少具有俄语背景的学者，试图找到更多的书信、文献来重建柴氏生前的同性恋场景。这些考证的功夫，多半是为了厘清他戏剧性死亡的原因。根据当时的官方说法，柴氏系在餐厅误饮一杯不洁的水，得到霍乱而死；然而坊间亦绘声绘影地传闻，认为柴氏系勾搭某重要人物的儿子，而被威胁终至自杀；当然，亦有人认为他系被谋杀。
在柴氏作品中解谜
除此之外，有更多的学者，试图以他的感情世界来解读他的音乐。较传统的学者，倾向将作曲家在特定时间内的生命事件与创作成果连结，假设这些作品必会忠实反映出当下作曲家的心绪。因此，既然莎翁的《罗蜜欧与茱丽叶》刻画两大家族斗争下的无奈爱情，柴氏在札克自杀后所谱写的《罗蜜欧与茱丽叶序曲》，可能就反映了作曲家在异性恋与同性恋情欲间的挣扎与破灭。至于《悲怆》，由于它是作曲家最后一首完成的交响曲，因此以慢板结尾的特殊安排，亦被视为柴氏预见自己的死亡，等于支持了作曲家系自杀身亡的猜测。
不只如此。在十九世纪的作曲家中，尤以舒曼特别热中将人名的字母转化为音高，成为作品之音乐主题。循此脉络，布朗（David Brown）基于柴氏对于舒曼的崇拜，主张于一八七四年所创作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就包含了「亚陀」姓与名的开始字母。因为Des与A，在德语里正好代表降D与A。布朗认为，这两个调性必须以降B大调来解决，因此在这部钢琴协奏曲里，第一乐章知名的开头系在降D大调，但这段主题，却在出现两次后即消失，整部作品的中心调性转往降B大调。布朗将这部作品视为作曲家对亚陀事件的耿耿于怀，然而此时距亚陀的婚约事件早已五年，对照柴氏在这段时间在同性关系上的斩获，如此诠释的说服力不言自明。
二战之后，女性主义与同志研究开始发展，这股潮流对音乐学的影响，结晶于九○年代初期由美国学者麦克拉蕊（Susan McClary）的女性主义音乐学论著中，尤以《阴性终止》一书为代表。麦克拉蕊自承受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影响，主张音乐的素材系社会整体之缩影。该书的第三章〈古典音乐的性政治〉以比才《卡门》的分析开始，接续至柴科夫斯基一八七七年所创作的《第四号交响曲》。她认为，柴氏在写作这部作品不久前才观赏了《卡门》，因此这部交响曲亦深受该歌剧的影响。麦克拉蕊以交响曲主题的风格著手：作品的开场号角声，有如宿命般；于第27小节出现的第一主题，不同于传统交响曲第一主题的阳刚方正，显得紊乱、脆弱；而于第115小节由单簧管所奏出的第二主题，则「与卡门一般、风骚、狡诈」。因此，这部作品展现出作曲家对于异性恋世界的挑衅，亦看到同性恋世界的强大诱惑。
无独有偶，另一位美国学者杰克森（Timothy Jackson），亦以《第四号交响曲》为主要对象，他使用「贤克分析法」，抽丝剥茧般地在乐曲的表层、中层和里层之和声结构里，寻找同性恋身分的征兆。对于杰克森来说，柴科夫斯基借由「同音异名」的手法（例如降C的音高系等于B），让《第四号交响曲》游移在两个调性之间，宛如作曲家在两个世界的挣扎。而作品中的三个主要调性，则又体现了柴科夫斯基—米优科娃—同性友人（情欲）间的三角关系……
永远不凡的柴科夫斯基
研究者对《第四号交响曲》的偏好，或许是著眼于作曲家在给梅克夫人的信件里，曾巨细靡遗地介绍这部作品的「标题内容」，让上述研究者能最方便对号入座。不过，当研究者以作曲家的文字出发，以音乐分析证明作曲家的文字所言不假，似乎多此一举。何况，在古典音乐传统里，「出版」的版本系作曲家的最终定见。既然柴科夫斯基选择了以「绝对音乐」的交响曲样貌呈现这部作品，将说明文字锁回柜里，也就显示了，他希望这部作品被听见，而非「读见」。身为听众，一方面理解柴氏系一有血有肉、在感情中跌跌撞撞的凡人；亦欣喜于他音乐里甜美的不凡之处。不能忘记的是，柴科夫斯基之所以是柴科夫斯基，不是因为他爱男子，而是他笔下的《天鹅湖》、《尤金．奥涅金》Eugene Onegin等醇美乐音。普天之下的同性恋何其多，然而「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绝无仅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