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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接受本刊专访时表示,如今的表演艺术团体,应该学习「自立自强」,让「艺术行政」变成一门科学,避免倚赖政府的补助。(白水 摄)
特别企画 Feature 特别企画/文化首都攻防战/台湾都会档案综观

就是要挑战「异想天开」!

专访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

正和龙应台局长就任即将届满两年以来的工作过程一样,单从今年九月来看,台北市文化局便有率先完成国内第一座国际艺术村、公开招标西门町红楼戏院的委托经营、著手重新规划台北市北门古迹附近的交通环境,以及完成第一届国际诗歌艺术节等诸多文化活动与建设。每天浏览平面媒体上琳瑯满目的市政报导,对映龙应台头顶上的「媒体光环」,居处文化主流边陲的表演艺术界,或许对台北市文化局文化施政的落实,多少会因较高远的期待,而特别感到陌生。

从零到有,困难重重

从今年官办台北艺术节的流标,第一届亚太文化之都文化博览会的匆匆落幕,和去年底台北艺术节「圆环走唱系列」活动因执行单位与客家歌手陈永淘之间的争议与误会看来,台北市文化局所主办的表演艺术类相关活动,似乎总有和表演艺术界「不太投契」的隔阂存在。反观今年举办的国际儿童偶戏节,以及许多透过文化局补助的例如「北投艺术节」、「万华新艺象」与南港、信义区的「台北新茶鄕」和「影巷大街」等社区文化活动,显然文化局仍是著眼较多数的观众市场,偏重「普及市民」的执行概念。如果我们大胆质疑,这些博览会式的文化活动,究竟能对台北的文化艺术,有些什么样的累积?龙应台第一个反应是摇摇头,然后表示:「以文化局从零开始的工作进度来看,现在看累积并不公平。」

整个文化局的工作进程,几乎是「从零到有」地开始。龙应台以一座工厂从建立厂房、购买机器、训练员工、包装产品和行销宣传的作业进度,来比喻目前的台北市文化局只不过才刚刚开始营运,员工的训练尙未完足,更遑论包装行销的推动,如何讨论累积?再加上缺乏文化著眼的法规,为了招募适合的文化行政人才,她于去年八月提议的文化人才晋用法规,到现在也还躺在立法院里;即使旗下有近一百五十名的员工,如要理想达成所有的文化建设,没日没夜地加班,四年的文化局长任期根本不够。也许不谈「累积」,龙应台强调所有的活动规画,其实背后都有「布局」;然而政治因素的变动,谁又能给予政治承诺,实践这用心良苦的「布局」规画呢?龙应台感叹地说:「文化局长的任期应该当个十年!」

本土化可以等于国际化

以今年九月刚落幕的「国际诗歌艺术节」为例。现今华人都会之间的竞争,日趋剧烈,几乎每个都会都在加强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未来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台湾发展,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国大陆。原本即以国际文化评论知名的龙应台认为,「诗歌艺术」是台北都会争取国际性瞩目的最佳捷径。放眼国际诗歌艺术,英国伦敦早已占有龙头位置,荷兰的鹿特丹位居第二,那么台北是否可以「以小搏大」,争取这第三名的角色?在文化波动与改革的因素下,大陆的「诗歌艺术」至今仍深受台湾作家的影响,因此,以小型的「台北诗歌艺术节」,配合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国际诗歌艺术节」,让常民文化的一部份,能呈现在国际策展人、出版家、批评家和诺贝尔奖评审的面前,透过翻译,让国际社会更能认识台湾文化。

然而,如何在国际性的镜头前,呈现真实的、或所谓「本土化」的诗歌艺术呢?去年台北艺术节的「圆环走唱」系列,引发了文化界类似「本土化」的争议,当今年六月底龙应台应邀于上海演讲时,也曾因为提倡「本土化」,遭到听众的质疑。究竟这位深受国际文化薰陶的台北市文化局长,如何从多元化的台北,找出真正的「本土化」定义?龙应台表示,现在所谓的「本土化」,都已经被窄化了。有许多人被既定惯性的评选标准限制,其实任何源自本土的文化,都可以透过艺术理念的呈现,变成最新鲜、最精湛的创意。积极的本土化观念,则是避面自己陷入「本土化」的思考逻辑里;若是为了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现自己的「异国风情」,这样的念头,就是「本土化」思考。相反地,若能感受自身传统的滋润,真诚地创作与发挥,那么这便是「本土化」等同「国际化」的最佳示范。

提升自尊以迈向国际

关于积极迈向国际舞台的施政规画,其实也贯彻在七、八月间的「亚太文化之都合作会议」里。作为全国的首都,也拥有最多的资源,龙应台认为台北有这个义务和责任,为台湾其他都会,提供一个登上国际平台的曝光机会。都会与都会的交流,不仅是国际趋势,对处于政治孤立环境下的台湾来说,以都会立场号召国际都会的联盟活动,最具说服力和可能性。可惜的是,由于高雄等县市的抵制,让这次的「亚太文化之都」活动,留下了无解的问号。龙应台认为,只要提高一个都会鄕镇的自尊与自信,即使像德国威玛这样人口不过十万的小城,也还是获选为一九九九年的欧洲文化之都。究竟打破台湾县市之间的歧见,达成彼此之间文化结盟的理想,是不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龙应台很笃定地表示肯定,也许其他人不见得跟她有一样的想法,但是她就喜欢做「异想天开」的事。

「异想天开」的龙应台,除了积极推动「公共空间自治条例」等法令规章,也在研究文化税制和检讨公资源投入表演艺术团体或硬体结构的方式;硏究调查要继绩做,例如投资一亿的预算于台北市的两个国乐团,对民间发展造成的冲击也要留意。很显然地,在龙应台布局之下的几处闲置公共空间,如市长官邸、红楼、牯岭街小剧场等,都已经逐渐开始经营运作。台北市北区与南区文化硬体资源的不成比例,也是龙应台亟待努力平衡的目标。在如此费心的「布局」下,如能提升民间文化团体执行文化建设的力量,让文化局由幕前的角色,转而退居幕后,也许龙应台再怎么「异想天开」,都能因此喘一口气歇息吧。

 

(本刊编辑 传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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