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让观众亲身体验「漂浮失重」的感觉，初步构想是让观众悬吊于空中，之后因技术及经费问题，才改以「弹簧席」取代，努力保留这种「漂浮」的状态。
九四年夏季，我和Birdy（王也民）相继入伍，天打那实验体也暂时借此机会沈淀一些想法。在当兵时的深刻感触则藉短暂的休假与Birdy交换一些想法。九五年初，在几张我为装置作品设计的草图上，我们有了初步的共识：即「漂浮」、「疏离」、「冷漠」、「不在乎」为我们这一代集体性现象症候群。从生活上衍生至政治上，最明显的就是一九九七年，香港由两大帝国的交接上，反射出台湾面对「回归」的抗拒；由早期的「反攻大陆」到近来「保卫台湾」的转变上发现：历史神话因为政治现实是可以逆转的。因此，以往那种严肃、认真的血统之争，是否只不过是另一个历史权力交替下的媚俗潮流罢了？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剩下什么？是嘉年华会式权力交接所刺激的消费运作？还是文人斗士声言的救国抱负，鼓动另一次天安门？
这是一个没有彼岸的世界。关于救赎，或者归处，只有无尽的漂浮及自我放逐。通过电话，电话板传送的声波，我们藉著不断与他人连结中，才得以找到「自我」可能的定位。而孤独依然伴随，历史如风，比云还淡，甚至轻于鸿毛。「失重」不只成为托辞，它令人麻木自在。
于是从第一次构想《反攻大陆行动序篇》的漂浮人发展到有展演内容的《So What》后，就不停围绕这个主题加以深化。为了让观众亲身体验「漂浮失重」的感觉，初步构想是让观众悬吊于空中，之后因技术及经费问题，才取以「弹簧席」取代，努力保留这种「漂浮」的状态。到了第三个版本《时候到了》（原《So What》）又推翻发展完成的装置，将整个地板由原本铺满萤光粉的陷落空间，加上从电话线路板中得到的灵感，在整个实验剧场的空间内，将电话IC电路板放大，供观众行走或坐卧其上，同样也有强烈悬浮感，另外又有过独木桥时的那种不安，并解决了一直困扰著我们的问题──观众席。在此，观众也成为一个个电子讯号，流动在整个空间里，成为整个概念的一部分。
在每个IC电路走道下，都置放萤光灯管照明，铺于电路走道下的萤光粉，配合现场其他绚丽强烈的灯光，企图营造一个缤纷却冷感的疏离氛围。
若说这个作品提供了些什么思考方向，那么其姿态可能不在于承认我们是谁，而是在于拒绝我们是谁。
在世纪末的华丽喧嚣之外，终有无法逃避的孤绝陪伴。
文字｜姚瑞中 装置艺术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