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潮对德国剧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剧院打著艺术自由与人道主义的两面大旗，大肆地扩张其政治社会影响力，新型的政治剧场俨然在酝酿形成中。当边界被打开的同时，德国戏剧艺术面临了新的挑战，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灰色地带，到底艺术能不能「呈现」他人的苦难？能不能为「他者」代言？ 要如何呈现，如何代言，才不会陷入种族歧视与殖民主义的陷阱之中，才不会成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自从总理梅克尔（Angela Merkel）去年表明德国欢迎受中东战火之苦的难民们，成千上万的叙利亚、黎巴嫩与伊拉克的难民蜂拥而来，除了来自中东战区，还有很多是因经济贫困，不惜冒生命危险横渡地中海的北非难民，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的统计，去年年底到德国的难民人数已高达一百廿万，而这个数字只是登记有案的人数，还不包括暂时栖身、尚未申请居留的人。据欧盟估计，到二○一七年底，人数将增加至三百万。
当难民高举著梅克尔肖像，上面写著「我们来了，妈妈！」（Wir kommen, Mutti）前来德国，期望早日投入母亲的怀抱之际，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则讽刺总理为「圣母安棋拉」（Mutter Angela，为去年九月号封面），批评开放收留政策将造成欧洲的分裂。
难民议题引发分裂 剧场变成讨论平台
的确如此，部分民众受良心与人道主义的驱使，努力做奉公守法的好公民（Spießbürger），支持梅克尔的开放收留政策，甚至义不容辞地加入照料与教育难民融入德国社会的义工行列；但另外也有很多人掩不住对百万难民潮的恐慌与焦虑，担忧生活品质会受影响，底层人民就业市场会不会变得更糟？身家安全有无保障？谁叫这些难民还是跟恐怖组织拥有同样宗教信仰的伊斯兰教徒呢！一时之间，原本是正面的「好人」（Gutmensch）被当作负面名词，用来诋毁支持难民的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民众则摆荡在「好人」与极右派之间，处于不知该如何是好的尴尬处境。
德国人民的恐慌情绪在科隆跨年夜的集体性骚扰事件发生时，达到巅峰，不但为德国右翼民粹主义党（AFD）赢得大票民意，也助长了「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团体反移民的示威声势。然而，反对仇外团体却也不甘示弱，为难民受歧视攻击、住处遭纵火的处境发声。反难民与支持难民两方阵营势均力敌，相持不下。俨然，难民潮引来的是公共信任危机、族群的严重分裂与冲突，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如往常，只要国家一陷入分崩离析的危机，德国知识分子马上就会诉诸戏剧舞台，寻求解决之道，以达成社会共识。
一夕之间， 难民题材变成目前德国剧场最关切的议题。在二○一五／一六剧季，公立剧院推出五花八门的活动，从慈善演唱会、募款节目、工作坊到接触派对。几乎没有一家不大张旗鼓，即使再低调的，至少也会弄个读剧会，凑个热闹。为此，网路报《晚间评论》Nachtkritik特地设了“#RefugeesWelcome”平台，将每个剧院或剧场，所有的相关活动与节目全部记录下来，并不断地更新列表，迄今，全德已有超过八十家名列其上。
为难民打开剧院大门 援助也邀请作戏
可以说，没有一种文化机构像德国剧场这样，如此积极地向难民伸出援手。尤其是，原本就身负美学文化教育职责的公立剧院，在这场难民潮危机中，重新为自己定位，他们不但视自己为推动公众议论平台的积极分子，更把收编、同化难民视为使命。他们不单单在艺术创作上诉诸难民，还从事援助难民的社会福利工作。在为难民请命，要求打开欧洲边境、给予庇护的同时，剧院以身作则，也为难民打开剧院大门。
如汉堡话剧院与柏林德意志剧院每晚开放给难民，在剧院里面打地铺过夜。在柏林人剧院的屋顶悬著「哪儿房子烧了，人也会跟著烧了」的标语（意即房子都烧了，下一步烧的就会是人了），抨击纵火烧难民营的野蛮行为。不仅如此，总监克劳斯．派曼（Claus Peymann）还让难民免费入剧院看戏。柏林高尔基剧院的总监雪敏．朗霍夫（Shermin Langhoff）则提供难民最直接与实际的帮助，为他们处理繁复又棘手的庇护申请。汉堡的塔利亚剧院在短短一个月内，为难民募到四万欧元的捐款。科隆话剧剧院则承担起长期做两处难民营之教父教母的责任，在剧院中庭花园提供免费戏剧课给难民小朋友。
慕尼黑室内剧院（München Kammerspiel）的艺术总监Matthias Liliantahl 视自己为「罗宾汉」，不但资助、参与难民营的搭建工作，还不时地请难民参与演出，更筹办了Open Border Kongress作为“Munich Welcome Theatre”系列活动的序幕。而在这股为难民助阵的风潮中，最有野心，也做得最全面的，当属曼汉国家剧院（Nationaltheater Mannheim）的艺术总监Burkhard C. Kosminski，他提出 「透过文化共享融入（德国社会）」（Integration durch kulturelle Teilhabe）的座右铭，明言，剧场要想做难民题材，就必须同时关心他们融入社会的问题。「到我们这儿的人，也必须到我们的舞台上」，秉持这个信念，他鼓励曼汉城的难民参与剧场演出，并给予参与者免费受语言、职训教育与就业辅导的礼券。
「真实」打造难民剧 传递流离悲情
除了借由公益活动，大大拓展剧院的政治社会影响力之外，许多剧院与剧团都极力在艺术创作上，大搞难民题材，而且，用的几乎全是记录写实手法，不是展示战乱、贫困、苦难的记录影片、照片与文献资料，就是把「活生生」的难民搬到舞台上。「真实的场景」、「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成了新的创作信条，似乎不这样，生活富裕安逸的德国观众就无法设身处地，推己及人，进而认同开放政策似的。
像去年与今年柏林戏剧盛会分别选了两出难民戏——德国导演斯泰曼（Nicolas Stemann）所导的奥地利女剧作家叶利尼克（Elfriede Jelinek）的《被保护者》Die Schutzbefohlenen，找了四十多位黑人难民，组成寻求庇护的歌队。而此次受邀到台北艺术节的以色列女导演雅叶．洛能（Yael Ronen）所导的《共同境地》，有五位是前南斯拉夫战争的难民。尽管手法不同，他们都借由「货真价实」的难民或明或暗地，传递支援开放边境、收留难民的政治讯息。
而不同剧院还推出了“Arrival ”系列：曼汉国家剧院的“Mannheim Arrival”透过四处采访抵达曼汉城的难民们，整理筛选后编成一部感性又富戏剧性的文本，并延请难民自己到舞台上谈谈他们的故乡、叙述颠沛流离的故事、为尚未抵达的亲人的担忧及在德国的生活感受。汉堡塔莉亚剧院的《到达—无人陪同下到汉堡》Ankommen- Unbegleitet in Hamburg则让八位来自索马利亚、阿富汗、巴基斯坦与贝南未成年的孩童讲述他们在没有父母与他人的陪同下，抵达汉堡的艰辛历程。与此雷同的还有，旅德中国女导演曹克非，带领被收留在柏林史塔西博物馆（前东德的国家情报局）的青少年难民做戏剧工作坊，以林冲的〈夜奔〉为引子，带出他们在黑暗夜晚惊险逃难的故事。诸如此类的节目，真人、真事、真情，倾诉著动人的生命哀歌，让人一掬同情之泪。
把艺术建筑在苦难上 只是沽名钓誉？
此外，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的作品，更所在多有，如Machina EX 集体创作剧团，在二○一四年在杜塞朵夫制作了Right of Passage，将舞台幻化成临时收容所，让观众像难民一样，得通过复杂又不人道的层层官僚关卡。而比较极端的例子，则是去年在奥地利，一辆人口走私犯的卡车上载著七十一位叙利亚的难民，被发现全缺氧致死，为此，波鸿剧院（Bochum Theater） 随即打著人道主义的旗帜，复制了辆同型大小的卡车，让观众挤入十五平方公尺的狭小空间，感受快要窒息的痛苦。为唤起观众的同理心，创作者有时下的「药」过重，几近逾越伦理界线，反而引起反感。
近日最受争议的，是在世界难民日（六月廿日）之际，高尔基剧院与「促进政治美好中心」（Zentrum für politische Schönheit）剧团合作推出《吃掉难民》Flüchtling Fressen，在剧院门外广场，架设了个超大兽栏，里面养著四只活生生的老虎。由叙利亚女艺术家May Skaf，为其同胞请命，要求德国政府开放航空路线给难民，免去走海路而丧命的风险，声称若不应允，她自己就进去兽栏让老虎生吞活吃。这行动艺术之大胆、野蛮，让人不敢苟同，引起各界议论纷纷，艺术自由与政治抗争手段的底线到底何在？
这些千奇百怪、诉诸「真实」的戏剧手段，引爆了一连串的问题，常导致剧场的政治、人道诉求不成，反成为舆论强烈抨击与质疑的焦点：舞台上的难民是否「货真价实」？就算是真的，他们表述的是自己的故事吗？他们真的能够为自己发声、自抒己见吗？还是仅仅被当作是装饰品、展示物，用来为艺术家背书？舞台上所塑造的难民形象，难道不也十分吻合德国人的种族歧见吗？戏票是否已经变相成了安抚观众良心不安的「赎罪券」，或是满足观众好奇心的人种秀（Völkerschau）门票？在这重重问题当中，戏剧人士所遭受到最根本的质疑则是：把艺术建立在他人的苦难上，美其名为人道护卫，其实是为自己沽名钓誉的投机行为。这似乎说明了为何在这些用记录写实手法的难民戏中，居然没有任何理性深究引发难民潮的政治经济因素，与德国武器输出政策之间的密切关系，而只是一味地诉诸感性、赚人热泪的煽情之作。
德国的政治剧场 面临新的挑战
不仅如此，各大公立剧院过分热心作社会福利工作，也有越俎代庖之嫌。面对媒体质疑剧院，到底是在做艺术创作，还是在搞慈善公益事业？慕尼黑室内剧院的艺术总监Matthias Lilienthal回道：「我宁愿有好的公益事业，也不要有糟糕的戏剧。」而曼汉国家剧院的艺术总监Burkhard C. Kosminski则认为，艺术与社会公益必须双管齐下，透过艺术创作，难民能够被积极同化，又可以强化其归属感与自尊心，因此，这并非是短视近利、三分钟热度的投机行为，而是负有打造未来和谐社会使命的长期工作。然而，剧院是否真能达到这种社会作用，还有待考验。
不论如何，难民潮对德国剧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剧院打著艺术自由与人道主义的两面大旗，大肆地扩张其政治社会影响力，新型的政治剧场俨然在酝酿形成中。当边界被打开的同时，德国戏剧艺术面临了新的挑战，进入了一个不确定的灰色地带，到底艺术能不能「呈现」他人的苦难？能不能为「他者」代言？ 要如何呈现，如何代言，才不会陷入种族歧视与殖民主义的陷阱之中，才不会成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这些反而才是德国剧场的中心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