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性濒临崩解之际,荀贝格毅然决然抢先一步、劈开调性的束缚,并以「十二音列作曲法」,用以代替传统的调性。不论他是革命者,或是承担历史之必然,他都勇敢面对,披荆斩棘,影响的不只是「第二维也纳乐派」,更为「新音乐」开创了康庄大道。如同他所说的:「对我而言,作曲曾是种乐趣,现在却是种责任。为了音乐的进步,不管自己是否喜欢,都必须发展这个理念。」
只要一提起荀贝格之名,爱乐者及音乐人士总是又敬又怕。对大多数人而言,荀贝格这个名字背后代表的意义是「现代音乐」、「新音乐」、「廿世纪音乐」、「无调性」、「十二音列作曲法」。这些词汇一方面说明著音乐的前卫与创新,另一方面却也代表著听觉上的艰涩难懂。单就谱面分析,荀贝格的「十二音列作曲法」确实是相当智性、精密,并富有逻辑。凭借著此一作曲技法,荀贝格成为廿世纪新音乐的主角,并留名青史,乐界无不对此肃然起敬;但就听觉而言,我们实在很难同意以十二音列写作的无调性作品,是能讨好耳朵的悦耳作品,也因此,在实务音乐演出中,多数人对于此类作品总是敬谢不敏。
三人行 承先并启后
看似音乐史的革命分子、离经叛道的荀贝格,事实上却是根植于德奥传统的继承人,其多次在文字著述中,提到对于过往大师的景仰与感谢,他常说自己的老师「主要是巴赫、莫札特,其次是贝多芬、布拉姆斯与华格纳。」、「我永远敬重我的老师巴赫,他对音与音之间隐藏的奥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我作品的分析者应该认同,我欠莫札特实在太多了……」荀贝格并非一开始就创作无调性作品,也并非完全否定调性音乐。从他早期的作品如《升华之夜》Verklärte Nacht(1899)、《古勒之歌》Gurre-Lieder(1911)之中,可以发现他承继华格纳、马勒、理查.史特劳斯的后期浪漫音乐风格,深谙调性音乐及其各种繁复多变的创作技法,比起这些前辈甚至不遑多让。事实上,无调性音乐的源由并非是荀贝格突如其来的革命之举,更是前辈们推波助澜的结果。无调性音乐是「不和谐音的解放」之必然结果,早在莫札特的《不和谐》Dissonance弦乐四重奏(1785)就出现不解决的不和谐音,贝多芬中后期的作品,更屡屡扩展调性、模糊调性,到了华格纳等十九世纪晚期的作曲家之作品中,更出现大量不解决的不和谐音、半音。身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荀贝格勇敢地解放调性,虽然备受责骂,却也开启新的音乐之路。
荀贝格并非孤身而战,在其创作无调性音乐之前,他已经获得两位最好的战友,即其两大弟子——贝尔格(Alban Berg,1885-1935)及魏本(Anton Webern,1883-1945),三人共组「第二维也纳乐派」(The Second Viennese School)。一九○四年,贝尔格及魏本拜入荀贝格门下,虽然受老师影响甚深,事实上荀贝格却是因材施教、以全力发掘学生个人特质的方式教学,并竭力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一九○四年到一九○八年荀贝格与魏本发表第一批具实验性质的无调性作品之间,三位作曲家的作品刚好成为调性音乐与无调性音乐的中间桥梁。
贝尔格《钢琴奏鸣曲》Piano Sonata(1908)虽然为调性音乐,但却以四度堆叠、半音阶、增三和弦作为主要动机,并不断变化和弦、增加和声外音,游走于调性边缘,调性几近瓦解。另一方面,这首乐曲也展现了荀贝格著名的「发展变奏」手法,为荀贝格论述布拉姆斯主题动机发展的独特手法,其后更成为荀贝格的拿手好戏。魏本论述了此时期对于「悬置调性」的尝试,无调性的解放已近在咫尺:「我试著到达调性最远、最大的极限……关于悬置调性,是将最亲密的调性音无形化,虽然乐曲仍与调性有关,特别是乐曲的终点仍朝向主音,但主音却从未出现,它被悬挂在空中,无形的,不再需要的。」
劈开束缚 开辟音乐的康庄大道
一九○八年起,三人陆续发表无调性作品,惊世骇俗。身为业余画家的荀贝格,将此时美术界流行的「表现主义」转化进音乐之中。这些尚未以十二音列写作的无调性作品代表音乐的「表现主义」,追求表达个人主观的感受,大胆直接而夸张。荀贝格的《五首管弦乐小品》Fünf Orchesterstücke(1909)除了不再具有调中心之外,更能明显听到荀贝格对于「音响色泽」、「音色旋律」的思考和雕琢,使「音色」也成为音乐的基本要素。
然而,自由的无调性音乐却让音乐作品的形式备受考验,无调性使得和弦失去在调性作用下的相互关系,丧失其结构功能,无法创作较长或复杂的乐曲。经过十五年不断地摸索后,一九二三年,荀贝格的「十二音列作曲法」于焉诞生。对荀贝格而言,「十二音列作曲法」并非「无调性」(atonality),而是「泛调性」(pantonality),十二音列确保十二个音的出现频率相等,避免突显任何一音,进而使音与音之间没有核心问题,避免产生传统调性,但音与音却仍有相互关系,这个相互关系就成为作为大型曲式的基础。艺术作品之所以为艺术作品,不仅仅要往前走,更要能连结过去。连结传统调性与「十二音列作曲法」的重要桥梁,即为前述的「发展变奏」手法。「十二音列作曲法」仍以音程关系为核心,当然也能如同传统调性的方式「发展变奏」。荀贝格以音列产生动机与主题旋律,并以此凝聚整部作品,尽管工具不同,其音乐内容却与真正的德奥传统无异,成为德奥音乐的真正继承人。
贝尔格及魏本两人随后也跟随恩师的脚步,使用「十二音列作曲法」创作。但两人皆有各自不同的运用方式:贝尔格被认为是连接过去的作曲家,在单一作品或单一乐章中,他并不局限只用一个音列,甚至还会混合其他调性及非调性的元素;魏本被认为是联系未来的作曲家,他严格地在单一乐章中运用单一音列,展现高度发展的对位,并极度压缩形式,乐曲短小,展现格言般的微观宇宙,处处可见瞬间即逝、寂静、点描式的新颖声响,成为音乐「点描派」的祖师爷,荀贝格的「音色旋律」到其手中,更巧妙转换为音色序列法,即音色组合以序列的方式不停变换,更成为廿世纪中期如日中天的「全序列音乐」的重要起始点。
在调性濒临崩解之际,荀贝格毅然决然抢先一步、劈开调性的束缚,并以「十二音列作曲法」,用以代替传统的调性。不论他是革命者,或是承担历史之必然,他都勇敢面对,披荆斩棘,影响的不只是「第二维也纳乐派」,更为「新音乐」开创了康庄大道。如同他所说的:「对我而言,作曲曾是种乐趣,现在却是种责任。为了音乐的进步,不管自己是否喜欢,都必须发展这个理念;但我也必须承认群众们并不喜欢它。我记得所有我的作品在一开始都是难听的,然而……这里也许会出现美丽的日出,就像《古勒之歌》最后合唱描绘的那样。也许在新的一天,音乐中出现的阳光,正是我的承诺,要奉献给这个世界的承诺。」
关于第二维也纳乐派
或称「青年维也纳乐派」、「新维也纳乐派」、「荀贝格乐派」、「维也纳乐派」。主要指荀贝格、贝尔格、魏本三人,或者更广义地,再包含荀贝格在维也纳及柏林的其他学生。第二维也纳乐派活耀于廿世纪前半,致力探究无调性及「十二音列作曲法」,开创「新音乐」之路,并与廿世纪音乐的「表现主义」息息相关,强调主观地表现自我感受。
「第二维也纳乐派」之名是用以与海顿、莫札特、贝多芬所属的「第一维也纳乐派」区别而成。虽然两者的音乐风格大相迳庭,一为调性,一为无调性,但实际上荀贝格尊「第一维也纳乐派」的三人为师,例如荀贝格曾说他在贝多芬身上学到主题、乐章发展、变奏的艺术,这些手法也的确在「第二维也纳乐派」之作品上处处可见。因此「第一维也纳乐派」及「第二维也纳乐派」固然有所不同,但也绝不能忽略两者的承继关系,分别代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相同德奥传统音乐美学观。(张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