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我最感谢台湾人，第一次返台是在我出国十年后，当时，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回家了！在演奏时，感受到自己拥抱著大家，很希望把所学全都分享给国人！在德国，观众对我而言比较像陌生人，当然，陌生人也很重要，那会针砭我一定要更好，因为他们更像是『敌人』。但是，爱让人更宽大，所以我还是最喜欢台湾人。」电话的那一头，陈必先如此道来。旅德超过半世纪，专长各类实验性的现代音乐、在德国知名音乐院执教卅多年的她，想来应是沉默寡言、谈吐犀利、用字精准且有些距离，就像德国人或是她专长的现代音乐那样。却没想到，她言谈间处处都是一种温暖、天真、乐于分享，就像她口中念念不忘的台湾，时间仿佛停留在她的九岁，就好像她从来不曾离乡背井，只身一人远赴重洋一样……

Q：您被誉为是荀贝格与现代音乐的专家，可否谈谈现代音乐对于您的意义？

A：这要从环境及艺术的功用谈起。首先，以史托克豪森的《接触》Kontakte为例，里面有机器的声音、休止的声音、各种各样的。从中我们体会到了，在现代外在的声音可能远比两三百年前多。比如说「杂音」，若是我们能把杂音看作是音高，看作是可能会打动人心的音乐，那么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丰富。再来，我们其实很需要现代人表达他们的见解和想法。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艺术呢？那是因为我们活著，在生活中有所经历！现在的人把自己想要讲的话讲了出来，别的人听了，再告诉我们他的理解；现代人和两百年前人的所思所想自然会有些不同，不过，我们生在现代，也需要给予同时代人表达意见的机会！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作曲家，但就像我，我在弹巴赫的时候，是用巴赫的音乐在表达我的理解和看法，在弹史托克豪森时亦然，我的角色是一个诠释者。而什么是音乐？音乐是一种专注，就像打坐一样，你或许先预设了要打坐多久，然后就去经历这时间内的过程，音乐也是这样。每首曲子，也是在既定时间内投入专注，并在这个过程中做出种种舖陈与安排。

Q：所以，您是出于热爱现代音乐而投入其中的吗？

A：倒不是说我很喜欢，只是我觉得我应该要学、应该要去认识。这就比如，现在有许多让人厌恶的政治新闻，像刚在尼斯发生的恐攻，人怎么可能会凶残到去恶意杀害别人？！虽然不喜欢，但你还是必须要知道这样的新闻，音乐亦然！不论喜不喜欢，你都必须要去了解。我去学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我一开始就喜欢的；它也可能是我学了以后，才开始慢慢愈来愈喜欢它的。有位德国教授曾说，我们应该要教导学生如何「喜欢」。我认为观众也是，正因为对现代音乐陌生，更需要去学习。妳刚刚说我是现代音乐专家，其实我不太赞同，在国外，比起很多人我算不上是专家，而且就现代音乐而言，它也并不容易去评判，有可能现在的我其实懂得还不够，而以后的人会比我更懂，这一切其实都是相对的。我在演奏现代音乐的过程中，往往发现，我学得愈多，就愈觉得自己很渺小，我其实懂得不够，我还需要更加多认识它一些。

Q 可是现代音乐常让观众却步，您可否给予观众一些聆赏方面的建言？

A：不需要。在七○年代，史托克豪森曾代表德国去参加世界博览会，他到日本展示他的音乐！史托克豪森非常佩服日本人的态度——人来了，不先批判，就是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专心听！你让我听，我就来听，我会试著用自己的方法来理解你的东西。其实，即便是去听巴赫和莫札特，也是只听到自己理解的部分啊！我们常有个坏习惯，就是去听音乐会只愿意听自己已经认识的东西，只想去比较这个人弹的和那个人弹的有什么差别，但音乐不应该是这样的。在一九五八到一九五九间，德国文化正处于下坡，史托克豪森在广播节目中为大家解释什么是「听音乐」，在其中讨论到了什么是音乐？他表示，听音乐也是需要练习的，你听到的音，是高的是低的？是长的是短的？你听到一个音或双音还是多音？

Q：所以，欣赏现代音乐，观众并不需要特别准备，只要像一张白纸，来到现场打开自己的心，尽情去感受即可？！每位观众对乐曲的感受不尽相同，也是OK的，对吗？

A：对，就是这样没错！其实，什么是音乐？什么是音？音乐不过就是由不同的音所组成的曲子。如有人来问我为什么演奏现代音乐？我会建议他先试著创作一首曲子，这就像写作，首先，你会先找到一个让你特别感动的字，然后开始叙述你心里想要讲的话，而音乐也是如此，它从一个音开始，再一点一滴发展成一首曲子。就好像巴赫，他想到用他的名字BACH 来作一首曲子一样。所以，听众只需要先安安静静地听，不需要先评判，然后，在音乐中慢慢放空，达到一种无我的境界。

Q 您在廿出头时便连续获得 ARD、荀贝格和巴赫大赛的首奖殊荣，您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马上投入职业演奏家的生涯而是选择教职呢？

A 我其实并没有很喜欢教学。十三岁起一直到拿奖为止我都是为了赚钱而教琴。那时只要教十个学生，就可以过简单的生活。一九七三年我把弟弟和妹妹接来了德国。我认为，父母很辛苦把我送来德国，我也要同样照顾弟弟妹妹，以报答父母。当时，除了要赶回家烧饭外，平均每天要教弟弟三小时钢琴、三小时德文。即便是阿姆斯特丹皇家大会堂来邀演，我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好好准备演出，这对刚得大奖的我而言，其实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在我最红的时候，我遇到这样的困难。还好我弟弟后来成为了很有名的钢琴家；之后，我自己也结婚了，当时的先生就是现在当红的艾特福斯（Peter Eötvös），他那时候还默默无闻，没有钱，什么都没有，我后来也是想办法把他给捧上来，他现在很成功，当然，在他成功的时候，便离开了我。我想，爱就是，我看到你需要什么，我就给予你什么，不管我自己会过得多辛苦！

Q：那么，是因为怎样的理想，让您数十年来奉献于音乐教育中？

A：最初，我并不是自己决定要当钢琴老师的，是有个人要去美国，请我代理一年，但没想到，他就留在了美国，后来学校就问我可不可以继续教？他们知道我有意愿后，却不肯给我原来那位老师的专任待遇，只愿意给我一个约聘雇合约，这在退休金和其他福利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其实，在国外，他们还是看不起外国人的。因为我是亚洲人，他们也不认可我的实力……在科隆常有闲言闲语：「陈必先弹得那个样子，很怪，和我们都不一样。」当年ARD的评审可都是来自各国的重量级大师，但就连最公平的、采围幕方式进行的巴赫大赛，我即便在评审根本不知道我是男是女、什么肤色、什么年纪之下，获得了首奖的肯定，大家还是不愿意认可我。

当年我的同事们，没有人出去比赛，但他们就一直到处传说我很怪很糟。后来，我转到弗莱堡任教，流言也跟著传到了弗莱堡，那里的人一开始很紧张，想说选好的人又不能退，不知该怎么办。今年，我终于要离开弗莱堡了，在五月时办了个惜别演奏会，校长也出席了，听完后大家很感动久久不愿意离去。那天，我演奏了半小时的现代音乐，下半场则是舒伯特，很多同事都吃惊：「我们都不知道，妳原来是弹这样子的！」连我的学生都说：「喔，我们不知道，原来妳教的和妳弹的不一样！」这是当然，我只能教给学生技巧，至于音乐的灵魂，那必须得个人自己去琢磨。

Q：您曾在德国几所知名音乐院中任教，您觉得欧洲学生和亚洲学生有什么差别？

A：我的德国学生最近都在躲我，德国小孩现在骂不得，他们不像亚洲竞争激烈，不会想努力。这和欧洲的基督精神有关——即便你不好你也是一个重要的人。在亚洲，如果我不够好，我就没有希望了。但欧洲年轻人，我叫他要改，他们就走人，说我骂了他，他受不了。不过，现在慢慢中国人也变这样了。早年，台湾学生程度不太理想，我还被同事讥笑：「妳看看，台湾出来的，程度都这么差。」但是最近变成，最好的都是台湾出来的！因为台湾人会想去听很多唱片，而在台湾，学校的音乐基础、乐理都教得好，而且台湾人的耳朵比欧洲人好，很多人有绝对音感。唯一差别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习惯有所不同。

不过，现在的欧洲人也慢慢这样。现在人的教育不是自己看书来的，都是外来，比如学校演过什么戏或是看了什么电影，满街的剧院，国家给予很多教育型态的表演，他们只要当观众就当学过了，然后不再去思考，非常流于表面；过去的教育是，你读了这本书，必须去深思去讨论，不停地自我思考；另外是语言方面，中文的语言逻辑句子很短，每个字都重要，反映到音乐上，学生就比较不会处理一个长乐句。而一首曲子很长，有头有尾、有重点，不是每个部分同等重要，这我通常必须要教导亚洲人，而欧洲人就比较容易明白，因为他们的语言就长这样。

Q：今年九月，您将与科隆爱乐成员连袂来台，并演出一系列第二维也纳乐派的曲子，可否来聊聊这次的曲目？

A：其实，这是科隆爱乐的奥立佛．舒瓦兹（Oliver Schwarz）的点子，他非常喜欢台湾，总想为台湾做点什么，所以这次来台，希望可以给台湾的观众——特别是孩子——介绍《第二维也纳乐派》的音乐，并选择这些作曲家刚开始尝试作曲时的作品。第二维也纳乐派不再使用大小调，强调每个音都平等，没有哪个音比较重要。这次介绍维也纳，也就是比较德奥系的音乐，在我看来，音乐和语言及生活习惯有关，而音乐的发展也和听众如何去听、如何去喜欢有关！你的欣赏来自你的经验，和任何人都不同。我弹琴时，可以感受到听众喜欢听哪方面，久了以后，对自己的演奏发展也会有帮助。这次有机会返台为大家介绍现代音乐，我很开心，我父母这么辛苦地送我出国，我也想要回馈给大家，有人愿意来听我弹琴，我都很愿意把我会的全部分享出去，特别是对台湾。多年来，是台湾给我的经验和爱护，让我愿意付出，也让我变得更丰富、更宽大，更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