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布列兹大声疾呼「荀贝格已死」后，十二音列的作曲尝试也仍时有所见，许多作曲家就像达拉毕克拉与钱内克一样，并不拘泥于十二音列的理论与规则，而是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自由运用十二音列技法。荀贝格死了吗？作曲家是死了，百年前提出的十二音列技法确实也渐渐为新的创作手法取代，但那份为现代音乐寻找出路的热情与实验精神却是永续的，即便是布列兹，也不过是为达成目标选用了不同的方法而已。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三日荀贝格在洛杉矶辞世，不久之后，布列兹（Pierre Boulez）在德国达姆城（Darmstadt）现代音乐暑期课程中发表了一篇演讲，标题为〈荀贝格已死〉，言词间以严厉的批判，企图为这位现代音乐的先驱盖棺论定：
我会断言荀贝格顽固地将十二音列理论带往了错误的方向，是基于下列的理由〔…〕
现在该是我们抛开误解和矛盾的时候，也是时候从他（荀贝格）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我们虽然并非意图挑衅，但也无须心怀愧疚继续谄媚，就让我们坦诚接受这个事实——「荀贝格已死」。
文中抨击荀贝格看似以「十二音列理论」建立了一套新的作曲可能，但却仍困于传统音乐窠臼的桎梏中，未曾完全解放：比如，十二音列理论反对过去调性音乐中主音和属音独大的状态，主张八度之内的十二个半音皆是平等的，没有哪个音比较重要，但是荀贝格在创作十二音列作品时，却使用主声部（Hauptstimme）与副声部（Nebenstimme)，此即显示了声部之间仍有主从之别并不平等；再则，许多十二音列的创作选择以对位的方式铺陈，而荀贝格常将十二音列设定为主题（Theme)，这让人不容易区别出：这究竟是一个十二音列作品，还是只是一个由十二个半音构成主题的传统创作？另外，在节奏上、曲式上的应用，也看不太出什么新意……等等。所以，布列兹主张荀贝格的时代已然结束，应该扬弃他的旧路子，转而朝他的弟子魏本所尝试的各种前卫实验性手法发展，往序列主义迈进。
布列兹于一九八七年在芝加哥接受采访时曾被打趣地问到：「会不会有一天，也有人写一篇〈布列兹已死〉？」当时布列兹大笑说：「这篇可能最好由我自己来写！」今年年初，布列兹也以九十高龄在人生舞台上谢幕，他这句卅年前的玩笑话言犹在耳，不过，我们或许更为好奇的是——廿世纪已矣，但是，荀贝格，真的死了吗？
「荀贝格」代表著什么？
若要论「荀贝格」死了没？那么，我们或许应先定义出「荀贝格」代表著什么？是仅代表著他个人？或者代表著一个时代？还是代表著一种作曲技法的可能性？又或者代表著一种实验精神？还是……
对许多人来说，荀贝格的十二音列音乐并不容易亲近，若拿他与他的两大弟子做比较，似乎论旋律优美他不如贝尔格、论前卫创新他又不如魏本，但这样的批判对于一位开拓者来说，是否并不公平？以大小调为中心的传统和声学主宰了古典音乐两百多年，要打破这个磐石，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不以一个较为极端的方式来突显新规则，其实很难让同时代的人感受到不同与新意，所以荀贝格先从「解放不和谐音程」（Emanzipation der Dissonanz）做起，这意味著不和谐声响再也不必解决到和谐声响了！而为了在听觉上让大众意识到这样的变革，刻意大量谱写不和谐音便势在必行，这或许也就是荀贝格的音乐难以讨喜的原因。借此，听众渐渐明白了他意图脱离传统和声规范的决心，并开始正视他所提出的新理论（不论欣赏或不欣赏），尔后，贝尔格和魏本也才有机会再更上一层，做更多更好的尝试。因此，与其说荀贝格的音乐不如他的两位学生，毋宁说魏本和贝尔格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得以看得更高更远。
可惜的是，荀贝格的两大弟子都比他早逝，如若不然，说不定十二音列音乐的发展会有别于今日。但，这并不表示除了他们师徒（即第二维也纳乐派）以外便没有人著手十二音列的创作！荀贝格正式提出「十二音列理论」是在一九二三年，而正当这个新潮流慢慢开始蓬勃发展之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希特勒下令在他的第三帝国内严禁十二音列音乐。贝尔格的因病早夭、荀贝格因犹太身分流亡美国、魏本因不谙英文最后枉死，乍看之下，十二音列音乐宛如一朵含苞未放即枯萎的花，但其实它在德奥以外的地方陆续绽放。三○年代末期、四○年代，甚至在荀贝格辞世之后也都还有作曲家相继投入十二音列的尝试，可见「十二音列」即便脱离了荀贝格的影响范围，仍以不同的形式和样貌存在著，未尝真正地枯萎凋零。
达拉毕克拉的自由十二音列创作
除了荀贝格的追随者以外，很早开始创作十二音列的作曲家之一是义大利的达拉毕克拉（Luigi Dallapiccola，1904-1975 )，大约在一九三七年前后他便开始尝试谱写十二音列音乐，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年代中期为止，此期较具代表性的作品包括歌剧《夜间飞行》Volo di notte（1937-1939）、《希腊诗歌》Liriche greche（1942-1945）及他的「自由三部曲」（注）—— 合唱曲《囚歌》Canti di prigionia（1938-1941）、歌剧《囚犯》Il Prigioniero（1944-1948）、合唱曲《自由之歌》Canti di liberazione（1951-1955）。达拉毕克拉的十二音列作品特色是音韵优美、富含寓意，且创作手法较为自由，特别是他早期的十二音列创作，比如在合唱曲《囚歌》中，他将一组四音音阶（Tetrachord）以模进的方式衍生出一个十二音列主题，还以「和弦转位」的概念套用在这十二音列上，视需求偶尔调动了音的次序；又或者援引《末日经》Dies irae的片段作为定旋律（Cantus firmus）并与上方的十二音列主题同时并行，用以描摹在囚禁中受苦受难的灵魂向上帝祷告祈求解脱的情境，上述这些音列处理手法其实都逾越了荀贝格严谨的规则，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达拉毕克拉在创作十二音列的初期，尚未有任何关于十二音列规则与理论的文字资料问世，所以他泰半是透过旁人的口述、音乐会时留下的印象、或与同行间的切磋讨论来揣摩十二音列技法之故，其中当然还掺入了他个人的想像，虽然手法并不严谨，却也因此成就了他十二音列作品的个人特色。达拉毕克拉的十二音列虽未符合荀贝格理论的诸多规范，但其音列的构成与应用常企图营造出既定的声响色泽，这一点则与荀贝格一再强调的「声响色泽旋律」（Klangfarbemelodie）异曲同工相互呼应。
钱内克与他的十二音列尝试
另一位很早便投入十二音列创作的「非第二维也纳乐派」作曲家是钱内克（Ernst Křenek，1900-1991)。这位曾经在二○年代因歌剧《强尼奏乐》Jonny spielt auf（1925/1926）红遍大街小巷的奥地利籍捷克裔作曲家，不幸就因这部歌剧的主角强尼是位黑人爵士乐手，触怒了强调「白种人至上」的纳粹，而被列入了黑名单。钱内克的第一部十二音列作品是歌剧《查理五世》Karl V.（1931-1933)，这原本是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委托创作，后来却在纳粹的威吓下，临时取消了原定的世界首演。当这部歌剧辗转得以在布拉格正式发表时，钱内克利用这个机会逃亡到了美国。初到美国时，他勉强得以教职糊口，并陆续完成两部对现代音乐作曲法贡献良多的参考书Music Here and Now（1938/1939）及Studies in Counterpoint Based on the Twelve Tone Technique（1940）。
钱内克虽是维也纳人，有许多机会接触到荀贝格的圈子，但早年他对「十二音列理论」颇为反感，直到三○年代初期才慢慢开始对十二音列产生了兴趣，并尝试创作此类的作品。遗憾的是，他才刚在歌剧《查理五世》中粗浅尝试十二音列技法，便被迫流亡美国，而当年美国的音乐环境其实远比欧洲保守，钱内克在美国教授和推广十二音列，遭遇到了不少阻碍，当年甚至有史丹佛大学的音乐教授公开指责——若钱内克继续在学校教授十二音列，就是在为纳粹背书，因为十二音列理论就是独断独裁的象征。这莫须有的罪名，令被迫离乡背井孑然一身的钱内克大受打击，他在日记中不只一次表示「生亦何欢，死又何惧？」常常萌生了结生命的念头。在万念俱灰的心情下，他以复活节期间时常唱诵的旧约圣经段落写下了无伴奏合唱曲《耶利米哀歌》Lamentatio Jeremiae Prophetae（1941-1942)，以先知耶利米的故事来比喻那即将到来的苦难，并将自己的解脱与救赎交托给上帝。在这部作品中，钱内克首度融合了自创的旋转规则（Rotation）与十二音列技法，先将十二音列分成两组六音音阶来使用，然后套上他所设定的旋转方式及移调限制，再进行荀贝格十二音列规则中的逆行、倒影、逆行倒影，从而衍生出九十六种配置可能（多于荀贝格原有的四十八种可能），也让这部结构相当复杂的自由十二音列作品独树一格。
五○年代以后的十二音列
即便在布列兹大声疾呼「荀贝格已死」后，十二音列的作曲尝试也仍时有所见，许多作曲家就像达拉毕克拉与钱内克一样，并不拘泥于十二音列的理论与规则，而是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自由运用十二音列技法，比如斯特拉温斯基的合唱作品《圣歌》Canticum Sacrum（1955），在乐章与乐章之间交替使用十二音列与无调音乐，而他的音列也不一定等到十二个半音全部出现，便可适度允许同音反复的状况；到了六○年代，齐默尔曼（Bernd Alois Zimmermann，1918-1970）也在他的知名歌剧《士兵们》Die Soldaten（1960/1965）中运用了「全音程音列」（涵盖所有可能音程的十二音列），并结合了影像、录音、扩音器、各种声效等多媒体素材，赋予了十二音列作品一个崭新的风貌。
事实上，荀贝格在过世前三年曾接受《洛杉矶时报》的专访，他回顾当年的理论并表示，将十二音列技法与传统的音乐表现手法相结合是可行的，并指出贝尔格在歌剧《露露》Lulu中便如此尝试。由此可知，荀贝格并未想借由「十二音列」彻底扬弃传统，纯粹为新而新，而仅是想借由一些突破性的尝试，为现代音乐创作寻找到更多的空间与可能而已！
荀贝格死了吗？作曲家是死了，百年前提出的十二音列技法确实也渐渐为新的创作手法取代，但那份为现代音乐寻找出路的热情与实验精神却是永续的，即便是布列兹，也不过是为达成目标选用了不同的方法而已。
你若问我：「荀贝格，死了吗？」我会一笑，然后回答：「二○一六年，布列兹，死了。」
注：达拉毕克拉的太太是犹太人，在墨索里尼于1938年颁布《种族法》后，不但失去了工作甚至生命受到了威胁，达拉毕克拉迫于无奈，让太太长期躲藏在朋友家中的地下室，因经历过随时可能失去挚爱的恐惧，达拉毕克拉开始以「禁锢与自由」为主题，创作系列音乐，以婉转的方式提出对不人道政治暴力的控诉，并表达对受苦受难灵魂的悲悯与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