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故事，就是这三出作品的创作核心，也是它们别具力量的所在。无论是《天堂鸟》引领观众在帐篷内游走，以片段化的叙事打造一段独裁政权下的时间和心灵之旅程，或是两出独角戏《等待》和《离╱合》，各自从个人生命史架构出种族隔离和屠杀历史中的失语者观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创作者如何在当代剧场中继承口述传统，进行班雅明所言对过去的「再回忆」工程，以修复大事纪底下的「无名者历史」，受压迫者的非正式历史。
法农（Frantz Fanon）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第一章，便引用梵乐希（Paul Valéry）因知晓语言的非常力量而写下的诗句，视语言为「迷途肉体中的神」。精熟语言，也就掌握此种语言所表述和指涉的世界，法农从此出发探究的是，被殖民者和殖民母国的关系。我们始终必须面对开化国家的语言和继之而来的文化价值的问题，语言使用牵涉到生存状态和态度。「当他拒绝他的黑，拒绝他的丛林，他会更加的白。」法农如是道。
在我观赏非洲当代剧场的有限经验里，最常看到的便是结合传说、仪式、吟唱、巫师之舞的说书剧场，从对西方的认同优越及文化原初性遭压抑后的自卑讨论切入，反省殖民帝国带来的差异刻痕，试图在过往和现在之间游移，以滑动已然对非洲想像固著且简化的西方言权。此行赴香港观摩以「跃动非洲」为主题的世界文化艺术节，短短但密集的三日内看到其中印象较深刻的三出作品，亦是在当代剧场里承继口语传述的形式，回望历史和记忆里不该遗忘的创伤。
避免成为「单一故事」的受害者
岛国台湾和非洲大陆的距离看似遥远陌生，除了媒体不时传来各种令人感到绝望的黑暗新闻，我们恐怕难以想像索马利亚曾被誉为诗的国度，也不清楚拉哥斯现在已是兵家必争之地、成为非洲最大经济体。但是我们或许都有印象，台湾处于冷战结构的欧美势力一方，派出的农耕队会在烈日下为宫廷里的非洲执政者「示范农技」。就全世界的政经结构布局而言，台湾其实亦处于「黑暗大陆」单一叙事的共构关系里。此趟在香港旅馆无意间瞥见的中国节目，更是带来「符合旨意」的插曲：一位非洲黑人以字正腔圆的北京中文献唱，满怀感激之情、盛赞中国带来的钻油与航太技术如何改善当地生活。恰恰反映，重塑民族国家与经济策略的廿一世纪非洲新局势。一如卢安达在历经大屠杀之后，力求族群融合与平和，即招徕中国势力进驻，为其充实资本发展。
这些「前情提要」是为了提醒我自己的他者目光，在身为此次非洲艺术节的观众时，该如何来回检视和多方理解，而不落入西方当代剧场长期植入的美学评判。正如索因卡厌倦西方文学总是将他的剧本简化为一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文明冲突」，未能深入探讨其书写中所纳入非洲神话信仰中的「过渡」（transition）思想。再者，像奈及利亚于一九六○年代经历多次军事政变，军人长期掌权，民主之路走得艰辛苦长，近年又有博科圣地组织的动乱危机。在严苛环境下，剧场创作之于当地团体，更著重于分享和传承的理念，而非我们习以衡量的后戏剧、跨域、前卫与否之诸种理论的实践。来自奈及利亚、受邀赴港引介当代非洲剧场的丹窦拉（Emmanuel Samu Dandaura）教授便特别提醒，如果我们只是一昧承接西方建构的非洲形象，便容易成为作家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所说「单一故事」的受害者，而要摆脱这种循环剥削，不断述说许多不同故事便相形重要，「故事既可摧毁一个人的尊严，也可修补受损的尊严。」
说故事，就是这三出作品的创作核心，也是它们别具力量的所在。无论是《天堂鸟》Strelitzia引领观众在帐篷内游走，以片段化的叙事打造一段独裁政权下的时间和心灵之旅程，或是两出独角戏《等待》A Woman in waiting和《离╱合》Split/Mixed，各自从个人生命史架构出种族隔离和屠杀历史中的失语者观点。面对过于庞大复杂的历史状态，三出作品所呈现出口语传述的说书剧场，一方面表现自我疗愈的叙述实践，好比《天堂鸟》的创作者强调，勇敢说出故事就能释放与自由，这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心理治疗功能。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非洲创作者如何在当代剧场中继承口述传统，进行班雅明所言对过去的「再回忆」工程，以修复大事纪底下的「无名者历史」，受压迫者的非正式历史。另一有趣的面向在于，三出作品的表演者皆以熟练流利的英语作为主述语言，并不时穿插街头黑话、殖民时期的官方用语，在部族方言和诗歌之间巧妙转换，以平实却充满诗意的叙述、流畅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音乐性，晓以微言大义，并有其共通一贯的幽默感，转译内在失语状态的痛苦和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