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狱自地底翻起的意象在剧情推进间不断堆叠，使得剧中情人之间大量诗化的柔情话语更加浓郁，于是坚定不移的爱形成反抗的力量，隐隐约约在「瘟疫」的魔掌中逐渐显露且贯穿全剧，成为逆转与解救的主因，当迪亚哥直面「死亡」说出我不恐惧，并牺牲维多利亚以换取整个城市的自由时，「死亡」随即退却，能力削弱，众人得以走向希望……
巴黎市立剧院《围城》
2018/11/9 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院
《围城》为存在主义作家卡缪（Albert Camus）与剧场大师巴侯（Jean-Louis Barrault）合作的剧本，于「瘟疫」主题下，两人著眼不尽相同，使本剧并非卡缪小说《瘟疫》，而呈现复杂交错的思考，让「瘟疫」的象征不那么理所当然，而与主角抉择、情境转变有著紧密的连结，在非写实情境中创造出多面的象征隐喻，竟如此靠近当下正在发生的真实事件……
本剧首演于一九四八年，时至今日，法国导演德玛西-莫塔（Emmanuel Demarcy-Mota）重新制作，透过此剧本的开放性，以现代视角与导演手法呈现当前「瘟疫」此黑暗权势的形象，而历代以来不变的「恐惧」如何侵蚀人心，给予法律与统治者不当的权力，并带入对于法国近年重大事件：《查理周刊》中种族恐怖主义的现身等等，延伸至世上极权狂人再起藉法律之名行压迫之实……与原作年代的思维相互呼应，证明人性价值与觉醒的可能。
刻画人们做抉择时的复杂心情转折
本剧演出前，以优雅轻快的曲子迎接观众入场；开场观众席灯仍亮，演员以中文与观众打招呼，其余演员则在黑色塑料覆盖斜面上跳舞，此调度有如暗示观众皆是目击者，对于将要发生的事件，皆有良心的负担一般；舞台上以黑色为主，刚硬线条组成冷冽，众人的愉悦在彗星撞击之后很快地消失，音乐自此进入危坠的氛围，一改原本愉悦与向观众开放的气氛，随即在灯光构成、不同的影片画面与现场即时投影交织中，展现恐惧与权力相互形成的过程，即时投影以另一鸟瞰视角，给予观众疏离的效果，另有其他影像如巨大的眼睛，旋转的人头等等，在演员演出之中穿插不同节奏，则使得剧情浮动于现实与幻觉，恐惧蔓延包覆内外。
本剧深刻挖掘人性，著力刻画人们做抉择时的复杂心情转折，以迪亚哥与维多利亚的爱情为轴，对应自地底崛起的黑暗势力：名为「瘟疫」的男人与「死亡」的女人，另有独善其身的法官家庭，自私而被操纵的省长官员，虚无主义者纳达、演员与小孩等等；彗星为不祥的预兆，勾起深藏内心那古老的末日惧怕，而权力在人心惶惶之下轻易交出，「瘟疫」与「死亡」随即笼罩，黑暗日益壮大。
导演以舞台行动的荒谬强化极端法规的压迫，像是「死亡」一角视人民为粪土，她四肢健全却坐在轮椅上颐指气使，手持生死簿胁迫众人，而众人被毫无道理的法条束缚动弹不得，无所适从；其他行动如人被各种暴力对待，击打肉身，与摔吉他的声响引起观众强烈感受，血液流出使得沉重的氛围更加恐怖，进而官员抱著假人形跳舞嘲弄早已不存在的自由舒适，且假人形成为尸体滚落，此刻地板打开一如裂口将其吞吃，正是旧约圣经上描述：「……地裂开，吞下这些人和他们所有的东西，使他们活活地掉进阴间……」（注1），此地狱自地底翻起的意象在剧情推进间不断堆叠，使得剧中情人之间大量诗化的柔情话语更加浓郁，于是坚定不移的爱形成反抗的力量，隐隐约约在「瘟疫」的魔掌中逐渐显露且贯穿全剧，成为逆转与解救的主因，当迪亚哥直面「死亡」说出我不恐惧，并牺牲维多利亚以换取整个城市的自由时，「死亡」随即退却，能力削弱，众人得以走向希望，可见在粗暴无理的极权与必然的消灭中，人的际遇看似无可自主，然而总有突破的机会 。
让「集体的恐惧」以具体形象显现
回想笔者于二○一六年，观赏德玛西-莫塔导演来台巡演之剧场作品《犀牛》，与《围城》同样有著倾斜舞台，以改变演员的行动与调度，让恐慌从外在无法安然之中，自内在释放出来，两个作品皆讨论了「景观社会」，并让「集体的恐惧」以具体形象显现，在《犀牛》著重集体疯狂如何逐步进逼个人良心的过程，群众背后似有不知名的力量以众人压迫正义；而《围城》将黑暗力量具象化，让极致权力化身「瘟疫」，演员的能力与动作俐落，并且多重层次与画面的舞台设计，转换间，让画面本身在语言之外另有众声喧哗。原本看来微弱的「爱」，翻转了巨大的「瘟疫」权势，一人的觉醒，即是扭转的契机，本剧中「瘟疫」与「爱」此消彼长之过程，以现代手法精采诠释了经典剧本，警示历史重蹈覆辙的可能，以及时代虽更迭，「生命之爱」（注2）仍永不消退。
注：
1. 引文出自旧约圣经，〈民数记〉16章30节。
2. 引自节目单中，卡缪献予本剧之文。
文字｜陈元棠 剧评人、景向剧团艺术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