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与许多当代青壮派俄裔指挥家一样，尤洛夫斯基（Vladimir Jurowski）亦出身于前苏联的音乐世家。祖父符拉笛米尔．米凯罗维契．犹洛夫斯基（Vladimir Mikhailovich Yurovsky，拼法与尤洛夫斯基不同）出身乌克兰，为廿世纪初知名的苏联电影音乐配乐作家，除了掌管苏联官方的电影音乐乐团之外，也是犹太民族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父亲米凯尔．尤洛夫斯基（Michail Jurowski）更是大名鼎鼎，先后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剧院、波修瓦剧院与莫斯科广播交响乐团服务，冷战时期曾到前东柏林喜歌剧院与德勒斯登之森柏歌剧院固定担任客席指挥。一九九○年时举家迁往德国，先获聘为西北德爱乐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之后则更担任柏林广播交响乐团的常任客席指挥。

家族的历史与迁徙，对年轻的尤洛夫斯基造成极大的影响，「我对我家庭的每位成员充满尊敬，我非常幸运能够生长在这个家庭。」然而，家族的庇荫，特别是杰出父亲的阴影，也是外人无法理解的压力。对此，他很客观、诚实地回忆那个改变的过程。对他来说，要长大、要成为一个男人、要走出自己的路，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那并不是一夕之间的顿悟，反而像是一个结晶的过程。他说，与其他人来比，他的青春期来得较晚，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十八岁时离开俄国，由于必须即刻凭借一个陌生的语言，在一个新的文化里开始新生活，因此无暇「反叛」。一直到开始意识到家庭的包袱时，「我尝试著把自己从每件事情上脱离，甚至蓄意将每件事情做错，来成就我自己的路线。之后这个欲望过去了，但不是冲动平息了，而是单纯地感觉到这件事情无益、空虚。」如此的顿悟，让他走出心结，汇流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理性vs.感性

尤洛夫斯基的演奏风格浓烈却不失节制、精细中带有力道。如此个人化的演奏风格，与其训练的背景有关。他曾提到，他并不属于一个特殊的学派：「我是混合的，有金斯堡（Leo Ginzburg）的莫斯科学派、我的父亲、柏林的德国学派，还有担任罗日杰斯特文斯基（Gennady Rozhdestvensky）助理的经验。」但他仍深深感谢莫斯科音乐院所给他的扎实基础。「在莫斯科音乐院的俄国老师，他们对作品一方面抱持著相当崇敬且严格的态度，几近于宗教情操似的；另一方面又维持著人性，不像是集中营的监督者。」

虽然谦称他并非一个具有明确方法论的教学者，但尤洛夫斯基却曾在专访里勾勒出对指挥的定义：「我在演奏音乐时最主要的目的，永远是要满足作曲家最原初的想法，演奏出他们所意欲被演出的样子。所以乐谱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全部——是律法、是所有我想法的基础，及灵感的永恒来源。因此，乐谱是作曲家意志的遗嘱，所谓的诠释就奠基在我对乐谱的个人了解上。要在音乐中找到我自己的路，深入其中是一件非常艰难的，需要智识、情感与精神的工作。然而，主要的焦点是在音乐本身——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它就像是一段音乐的接生婆！我们必须要解锁，帮助它生下来。使用一个管弦乐团来达成这个目的的方法，其实跟所有的音乐演奏活动一样。当然，就像所有事情一样，我们也应该要注重技术的面向。例如说，我非常不相信能够让听众印象深刻的那些夸张的、舞蹈式的动作。通常这些姿态对乐团的演奏者是无效的，因为指挥所做的努力，其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在乐团：我们这些演奏者必须把乐团变成强力的联盟，好让他们能够投射出我们的音乐思考，给予他们声音与形体。有许多的功夫，大约85%是在排练细节时完成的，而其他的15%的则是产生在音乐会里。这虽然只是小的比重，但没有它，我们之前的心血就白费了……因此，除了当一个好的『教练』，一位好的指挥家必须有能力撑起一个场合，带领一群音乐家通过演奏或歌剧的演出，当他们的支柱与灵感，不管在台上或台下。」

命定vs.努力

尤洛夫斯基对于「指挥」工作的高度期许，也反映在他的教学态度上。相较于其他人在媒体上的友善，他曾经直言：「我认为最好早点劝退那些并不适合担任指挥的人，而不是把一个无法胜任者硬生生推向乐团，导致之后音乐的瓦解与恶评。我们知道交响乐团团员的犬儒主义有多恐怖，而我们常常忘记，导致这个情形的，常常是指挥的不专业、粗心或单纯的天分不足，沾染到整体团队。我认为，在所有其他的专业里，是可能采用比较柔软、人性化的方法，但指挥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工作，即使在通识教育的立场，我还是会推荐音乐院必须开授指挥的课程。」

如此言论充分展现出尤洛夫斯基的纯粹与坚毅。然而，乐坛的现实，即使连平步青云的尤洛夫斯基，也曾经深受其苦。他直言，「当人们有意识地拒绝合作时，带给我僵局、或刻意在工作上设下障碍。特别是当我年轻时，我很愧疚当时总是透过愤怒来处理。这些愤怒虽然是合理的，但依我来看，这些爆发却是不可宽恕的，它们只是证明了我自己的不足与弱点。」

现在的他能够安然度过内外在的压力，靠的是在古典乐坛中仍然相当特殊的领域：瑜珈与冥想。当他提到初识瑜珈的经过时，充满了宿命论般的奥秘口气：「我深深地相信天意。就刚好在我觉得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东西时，就像我长出了触角，只要打开任何一本书到任何一页，都可以找到问题的解答。这或多或少发生在我身上。附带一提，在我身上真的发生过一次或两次，我需要的书果真的从书店里的书柜里掉下来，砸在我的头上。真的发生过！」

尤洛夫斯基廿二岁就已经结婚，廿三岁成为父亲，在同一年开始繁忙的事业。他自述在廿八岁时经历到人生第一个微型危机。就在那时，他决定要为自己做些什么。「一本小本的，苏联时期的书掉在我的腿上。它是一本一九八九年或一九九○年间的著作，内容是尝试用苏联的医学来解释瑜珈，特别是对于健康的好处，但已经有显现出一些不寻常的知识。一开始的时候我完全自学，我每一件事情都是自学。一直到好几年后我在纽约遇到我第一位老师，接下来再一位，几年后英国又一位，而他是让我在这个领域有真正突破的人。在某个时间点我停下了，因为我需要去决定我要如何继续下去。要成为一个修行者、生活在这世界上，特别像我们这样的艺术工作者，是困难的。在某个阶段必须要做出选择。」虽然无法走上修行者的道路，但工作繁忙的尤洛夫斯基仍然把握清晨与就寝前冥想的习惯。更多的时候，他设法将冥想与工作结合，使用冥想的状态来研究乐谱，甚至在表演的时候，也时常会出现出神的境界。

对瑜珈与冥想的热爱，是否也影响到了尤洛夫斯基对音乐的诠释，这一点他始终无正面回答。然而，这一段话，却又相当具有个人风格地说明了最主要的效应：「当然，每天的练习对我帮助甚多，即使它乍看只是在以相当微不足道的程度发生作用。我必须要对抗自己的懒惰（这是我们在任何一种训练时最大的敌人），但当你每天早上都实行你为自己所选择特定练习或仪式，它效用可以持续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