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法进剧场看演出的当下，许多创作者与团队选择将过往录影开放观赏，或举办新作线上直播，除针对当下观众进行宣传并维持疫情后的消费意愿外，表演艺术影像其实一直面对著另一群存在于未来的观众：「研究者」，这广义地包含了所有想要了解表演艺术脉络的观众群。而现行的表演艺术记录方式，其实难以满足未来观众的需求，透过新科技如VR的介入，则能保留更清晰的「表演」细节。透过对不同技术的探索，不只是开发新的可能性，也是在反思过往表演艺术所习惯使用的记录媒材，如何形塑人们对「真实」、「表演」的想像与认知。
二○二○年一开春，武汉肺炎疫情便肆虐全球。当演出纷纷取消，表演艺术一直引以为傲的「现场性」，开始被迫面临巨大挑战。许多表演艺术场馆、团体与创作者，无论是为了留住观众，或是继续争取未来国际巡演机会，纷纷将过往演出的录影上传、举办新作的线上直播，希望在全球被迫暂停的此刻，继续维持曝光度与运转动能。
「把演出录下来、线上播出」，是疫情爆发后的数个月中，最常见且直观的应变做法。然而，除了针对当下的观众进行宣传，并维持疫情后的消费意愿外，表演艺术影像，其实一直面对著另一群存在于未来的观众：「研究者」。所谓的「研究」，并不局限在狭义的学术领域，也广义地包含了想要了解表演艺术脉络的观众群，例如相关工作者、资深观众等等。这群观众观看演出的时间，可能已经在首演的十年、廿年或甚至更久之后，于是，演出发生的当下，到底为了什么记录、记录了什么、怎么记录，便会形成未来的这群观众，所能接触、理解过往演出的重要媒介。这群观众或许不在文化消费的立即性考量里，却是表演艺术能否在一个社会中持续深化的重要能量。
记录演出的三种方式
数位艺术基金会艺术总监王柏伟，便以自身作为研究者的经验，回顾在寻找过往演出的资料时，常遇到的三种记录方式：首先，是资讯型的资料库，此类资料库通常只处理节目单上会出现的基本资讯（例如制作名单）与影片格式，对于需要大量回顾片段的专业工作者来说，这种说明书式的资讯并不好用：「例如我今天想要搜寻在某个戏曲作品里有舞踏，我没有办法在资料库上搜寻，只能大海捞针、一部一部影片看，很浪费时间。」因此，纵然有再多完整录制的演出影像，但若没有针对使用者友善的资料库建制与搜寻系统设计，这些影像依然会散落在茫茫的资讯海中，而无法协助未来的观众建构出对表演的知识系统。
第二，是表演团体内部的录影。王柏伟提到，由于台湾表演艺术资料库建制并不完善，很多作品在资料库中找不到，得向创作端询问、调阅影像资料。然而，在过程中，时常会面临到创作者的拒绝与抗议，主要是因为其录影通常是为了创作上的修正，或是结案与申请补助，而不是为了公开，于是，会愿意让人调阅影像的创作者并不多。此外，「现场性」与「公开影像」时常被视为两项互斥的因子，仿佛公开了演出影像，就会降低观众进剧场的意愿，这也是研究者试图取得演出录像时会面临的困难所在。
第三，是表演艺术评论。王柏伟认为，由于现今的评论常被期待要快速地回应作品，这让评论不太有机会处理较为复杂的问题，对于作品的讨论也没有足够时间发酵，这便让评论所记录下来的内容，通常较为片段且浅薄，而评论人与读者也没有什么机会再次透过影像，重新校正自己对演出的记忆。另外，评论跟作品之间的关系，时常受到评论人所处的时空所影响：例如九○年代末的评论，便受到后现代与台湾主体性等思潮影响，时常出现「台湾的身体」、「后现代的风格」等字句，然而，不同年代针对同一个作品，可能会出现完全不同的谈法，这些迥异的论述，更多时候是反应评论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状态，而不是作品本身。
